关键词：外戚；政治平衡；秦始皇；吕后；沙丘政变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23.02.010

一般认为，外戚登上政治舞台并形成较强势力，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日渐成熟的结果。尽管外戚自秦汉时期开始在中国历史上多有消极影响，但亦有其积极贡献，不能一概而论。秦及汉初作为外戚势力滋长的关键阶段，一向受到学界重视。以往学者对秦及汉初外戚的研究，主要是从制度等层面揭示外戚擅权的原因，另有部分研究侧重关注具有代表性的外戚人物；而从政治史的角度出发，将外戚置于一个比较长的时段，以充分考察其在政治格局中的作用与影响的研究则相对少见。值得注意的是，当君主对统治拥有绝对掌控力时，外戚其实可以成为维持政治平衡的重要力量。纵观秦及汉初的政治格局演生，不难发现外戚在长达百余年的时间里持续发挥着作用，并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一个很少为学者提及却又令人颇感意外的现象是，这一时期外戚势力的兴衰轨迹与政权发展的大致走向时常出现重合，其原因值得深入探索。本文就此略作分析，不当之处，祈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秦国外戚维持政治平衡的贡献

外戚政治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始于战国中后期的秦国。尽管关于秦国外戚，时人范雎曾有“妒贤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的负面评价，1 但正如《史记·外戚世家》开篇所说——“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2秦国外戚对秦的发展壮大实际也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尤其是在平定叛乱和维系政权平稳交接方面有其值得称道之处。

（一）秦国外戚平定叛乱的功绩

从秦昭襄王即位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秦国发生过三次性质严重的内乱，即季君之乱、成蟜之乱和嫪毐之乱。其中在平定季君之乱和嫪毐之乱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外戚势力发挥的积极作用。

季君之乱因秦武王死后的王位继承权而起。由于秦武王没有子嗣，他死后出现了激烈的权力斗争，最终武王的异母弟公子稷继位，是为秦昭襄王。公子稷之所以得立，离不开外戚的助力。史载“昭襄母楚人，姓羋氏，号宣太后”，“宣太后二弟：其异父长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芈戎，为华阳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泾阳君”。在宣太后的亲族中，最具才干的是魏冉。他“自惠王、武王时任职用事”，在“武王卒，诸弟争立”的情况下将本不占优势的公子稷扶上王位。昭襄王二年（前305），“庶长壮与大臣、诸侯、公子为逆”，发动反对昭襄王的政变，又遭魏冉强力镇压：“诛季君之乱，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诸兄弟不善者皆灭之，威振秦国。”

至于嫪毐之乱，则因嫪毐与帝太后私乱生子之事暴露而起。《史记·秦始皇本纪》详细记录了叛乱经过：

九年，彗星见，或竟天。攻魏垣、蒲阳。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带剑。长信侯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战咸阳，斩首数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战中，亦拜爵一级。毐等败走。

嫪毐反叛前受命先发制人的昌平君和昌文君，不像魏冉那样声名显赫，《史记索隐》着重就昌平君作了解说：“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为相，后徙于郢，项燕立为荆王，史失其名。昌文君名亦不知也。”另外，在《索隐》对《春申君列传》的注释中，亦可见有关昌平君身世的记载：“楚捍有母弟犹，犹有庶兄负刍及昌平君。”针对《索隐》提出的昌平君乃楚考烈王熊完之子的说法，清人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曾予以批驳，认为“昌平君之称，考烈王子，未见确据”，

但他并没有否认昌平君作为楚公子的身份。考虑到安国君嬴柱系宣太后之孙，其正妻华阳夫人是楚人，根据楚、秦之间长期的联姻关系判断，出嫁秦王子的华阳夫人理应来自楚国王室。因此，无论昌平君是不是楚考烈之子，他与华阳夫人都应有血缘关系，他的外戚身份当无疑问。再加上昌平君平定嫪毐之乱时，华阳夫人早已升格为华阳太后，地位尊隆自不待言，此时昌平君（及昌文君）用事，甚至担任秦相，正是其以外戚身份掌权的证明。否则怎么会平白无故地让出身楚国王族的昌平君，在危急关头担负平定叛乱的重任呢？

由上可见，在两次动乱中，起到平息事态、保持秦国政治稳定作用的是外戚魏冉和昌平君。就叛乱的发动者而言，公子壮和嫪毐都有很强的个人实力。公子壮能够任庶长之职，“僭立而号曰季君”，说明他有领兵作战才能，并且在秦国朝野中具有一定威望；嫪毐在作乱前也处于权势的巅峰：“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令毐居之。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事无小大皆决于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嫪毐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正因为如此，二者起兵反叛时得以联合其他多股势力，造成更大威胁。公子壮发动政变得到大臣、诸侯、公子支持，甚至武王生母惠文后也参与其中；嫪毐的同党亦多有在秦行政中枢任职者，如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齐等。可见魏冉和昌平君的对手绝非泛泛之辈，这更凸显了他们迅速平息动乱的重要功绩，即保证了当政者不被颠覆，能够持续稳定地推行其统治，并且令秦国免于陷入内部纷争的动荡局面。当然也必须看到，魏冉和昌平君等秦国外戚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平定叛乱，实际凭借的是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没有最高统治者授予的实权，一切便无从谈起——我们不能忽视这一基本前提，更不能对秦国外戚的权势作过高估计。

（二）秦国外戚维系政权平稳交接的作用

事实上，即便没有发生动乱，外戚在战国后期秦国最高权力的交接中也起到关键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莫过于华阳夫人——正是她说服安国君将子楚立为太子，并加以大力扶持，从而奠定了从秦孝文王到庄襄王，再从庄襄王至于秦王政的权力交接次序。《史记·吕不韦列传》：

华阳夫人以为然，承太子闲，从容言子楚质于赵者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后宫，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适嗣，以托妾身。”安国君许之，乃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适嗣。安国君及夫人因厚馈遗子楚，而请吕不韦傅之，子楚以此名誉益盛于诸侯。

兼及孝文王即位仅3天便撒手人寰，庄襄王在位也不到3年，故而可以想见的是，在华阳夫人由王后升级为太后的过程中，她还会凭借其权势地位为秦国王位交接的顺利进行提供保证。这从“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的记载中便可看出一丝端倪。不管是孝文王“褒厚亲戚”，还是庄襄王“施德厚骨肉”，以华阳夫人为代表的外戚势力都能从中享受到好处。可以说这是外戚与王权的一种相互确认，即外戚为王位交接提供保证，新王掌握权力以后又第一时间对外戚的地位给予肯定。同时在这里也不难发现，“先王功臣”与“亲戚”的重要程度相当。一方面，秦国的发展并不单纯依赖功臣或亲戚（其中主要应理解为外戚，当时秦国的宗室力量过于孱弱），二者皆有其相应贡献；另一方面，功臣与外戚也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比如当宣太后和魏冉为首的外戚势力过分膨胀之时，范雎这样日益受到重用的“功臣”就向秦昭襄王进言：

臣居山东时，闻齐之有田单，不闻其有王也；闻秦之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不闻其有王也。夫擅国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威之谓王。今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等击断无讳，高陵进退不请。四贵备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

昭襄王于是“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于关外”。而当嫪毐势力登峰造极、威胁王权时，受命对他加兵镇压的又是外戚昌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