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键词：商代；甲骨文；生月；生某月；月相名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23.02.008
关于周代月相名及其纪时形式方面的材料，古代典籍记载和训诂解释颇为丰富，历来学者对此十分重视。20世纪以降，中国现代考古学形成并迅速发展，考古出土、新发现了大量两周青铜器，古文字和青铜器铭文的研究有了较大发展；同时，历史年代学和现代天文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也在日益更新。在以往研究基础上，许多学者将新发现材料与古代文献相结合，对照、考订与补证，并将新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应用于周代月相名及其纪时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使这一古老课题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相比之下，尽管殷墟甲骨文自19世纪末发现以来研究成果令人瞩目，但是，在关于商代是否存在月相名以及所涉及纪时形式等方面，却较少有学者问津，这显然是商代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而商代是否存在月相名的问题是极其重要的，探究此问题对于商代史研究无疑具有重大意义，是深入研究商代纪时、历法、年代学和商代文化现象的一个关键点。殷商甲骨卜辞中有“生月”“生某月”之称，且用于纪时，很可能与月相名有关，可成为探究商代月相名问题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一、旧释诸说
殷商甲骨卜辞常见“生月”和“生某月”之语，研究者释说不一。“生月”，起初王国维读为“之月”，并释“犹言是月”。当时也有学者将“生月”之“生”误释为“之”，读“生月”为“之月”。此释曾被早期甲骨文研究者所接受。陈梦家纠正了王国维等释“之月”“是月”之误，释“生月”为“下月”，后来学者多从其说，并将此释义延伸，认为“生”有“来”义，如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认为：“生月，即下月之义，与兹月对言，生几月犹来几月。”但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指出其不足，认识到“生月”释“来月”是不可取的：“训生为来，后世文献中无用此义者，其说亦未足以厌人意也。”赵诚则认为“生月”表未来时，但确切意思不清楚，同时指出将“生月”释为“下一月”证据不足，尚不能作定论。后来他又在《甲骨文字补释》中将“生月”释为“本月”。蔡哲茂《卜辞生字再探》一文综理前释诸说，认为“生月”应表示“来月”，并据古人有关月亮盈亏、死生的观念补充陈氏等以“生月”训“下一月”、训“来月”的理由。蔡先生注意到古代文献所载月亮盈亏、死生观念与卜辞“生月”的关联，“生月”是月光再生的一个月。这显然较以往研究更深入了一层。常玉芝赞同此说，且认为殷人靠观察月相确定月首、月长，以月光生出之日，即新月初见之日为一个月的开始。这一观点对于商代历法研究和探讨纪月、月相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通观各家释说，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训“来”“下一（个）”；一是训“之/兹（是）”或“本”。此外还有诸多相关释论（不一一备举），观点大致属于这两大类，只是具体解释有所不同。
近二十多年来，关于“生月”“生某月”研究，正式出版刊布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邓飞的《商代甲金文时间范畴研究》涉及“生月”“生某月”的格式，其“生”的含义仍从前说释“来”，并无新释。偶有学者提出“生月”“生某月”属商代月相，但其释论甚为不足，未能令人信服。除此之外，一直未有更具价值或令人信服的释说产生。然而，遍查甲骨卜辞中“生”“生月”“生某月”用法，可知无论是将此“生”释“来”“下一个”，还是释“兹（是）”“本”，均不能通彻各条卜辞句义，仍有疑惑、不妥之处。
甲骨文“生月”“生某月”至今也未能得出合理、有可信依据的解释。而此语在卜辞中频繁出现，正确理解其时间含义和用法至关重要，这是进一步探究殷商的纪时体系和文化现象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全面考察、分析卜辞“生月”“生某月”用法和相关文献材料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新释，以期学界同仁指正。
二、“生”无“今”“来”之义
在甲骨卜辞中，“生”直接与时间名词“月”或“某月”组合时，其义与“今”“来”有别。
“今”“来”与时间名词组合，起限定、修饰时间名词的作用。“今”可与“月”或“某月”组成“今月”“今某月”格式 。“来”与“月”也可组成“来月”格式，不过“来月”在目前已发现甲骨文中出现很少，而多见于先秦传世文献。“今”“来”也可与时间名词“日”组合，构成“今日”“今日+干支”格式 ，“来日”“来日+干支”“来+干支”格式。例如：
（1）甲辰卜，亘贞：今三月光乎（呼）来。（《合集》94）
（2）乙未卜：王入今月。（《合集》20038）
（3）贞：今日壬申其雨。之日允雨。（《合集》12939正）
（4）□子卜……母……来四月。（《合集》21093）
（5）乙未卜，争贞：来辛亥雈匚于且（祖）辛。（《合集》190）
（6）于来日丁亥又（侑）岁伊……（《合集》32795）
“今”又可用于“今夕”，如典宾卜辞《合集》3297反有“今夕其雨，翌辛[丑]不[雨]。”出组卜辞《合集》24769有“今夕雨，至于戊戌雨。戊戌允夕雨。”
“今”还可与“春”“秋”“岁”“旬”直接组合，表示此、今时。“来”也可与“春”“秋”“岁”直接组合，表示“下一个”或“将来”的意思。此外，“今”“来”二词可一起与时间词“岁”组合，如“今来岁受年。”（《合集》9653正、9655）“今来岁我不其受年？”（《合集》9654）等例，“今来岁”是今岁和来岁的省称，表示“今岁和来岁（都）……”。“今”“来”一起与干支日组合，如“今来乙酉”（《合集》4917），是今乙酉来乙酉的省称，表示“今乙酉和来乙酉（都）……”，其格式为“今来干支1”。但卜辞从无“今干支1来干支2”一类说法，此为语病。
除“今”“来”之外，还有“兹”用于“月”前，表示此月、本月，如无名组卜辞《屯南》345“兹月”。“兹”也用于“夕”前，表示此夕，无名组卜辞《屯南》2300、黄组卜辞《合集》38165有“兹夕”。
再看“生”。“生”直接与时间名词组合时，专用于“月”或“某月”前，即“生月”或“生某月”，而无“生+日”和“生+干支日”的直接组合用法，也不用于“春”“秋”“岁”“旬”“翌”等时间名词前。卜辞仅见“生今日”一例，但其句残缺，难以判断“生”的确切用法——此例“生”，即使表示时间用法，也并不与“日”直接连接，则“生今日”组合更说明其既无“来”义，也无“今”义。显然，“生”与时间词语组合，其用法与表示时间的“来”“今”一类词明显不同。
卜辞中有“今”与“生月”“生某月”组合之例。如师宾间卜辞“今生一月”（《合集》6673）、典宾卜辞“今生三月”（《合集》5845）和“今生月”（《合集》15240），这几例骨片有残断或磨泐不清，仅见单句或些许只言片语，尚不能明确其中“生”字是否表示“来”义。而以下卜辞中“生”是否表示“来”义是可以分析出来的：
卜辞中亦有“来”与“生某月”组合，《合集》11562正“贞：来生二月……今……”，但因骨片残缺，辞句不全，故有他释，然则，即使该辞不释为“来生二月”，根据殷商卜辞中“生”专用于时间名词“月”前而不用于“春”“秋”“岁”“旬”“翌”前，其意思和用法显然不同于“今”和“来”。可推断出卜辞“生月”“生某月”之称是具有特定时间涵义的一种专门用法。
从“今”“来”与“生月”“生某月”组合之例来看，此“生”字既无“今”“兹”“本”之义，也不宜释为“来”。甲骨卜辞中时间名词“月”前“生”的用法和意思有别于“今”“来”，并无“本/兹”“来”（下一个）之义。同时，在古代典籍文献语言及字书、韵书中，“生”均无表示“今”“本/兹”或“来”的含义和用法。
通观殷商甲骨卜辞，“生”与“数字+月”组合涉及纪月，每个月份均有“生月”——换言之“生月”“生某月”与每月都密切相关，必有其特定含义，应当就是商代的一种月相名称。下面具体探讨这一问题。
三、商代月相名问题与“生月”含义
（一）月相名于传世文献和西周金文习见，如“初吉”“哉生霸”“既望”“旁死霸”“既死霸”“朏”等。据传世文献、金文和周原甲骨文资料，现已见西周月相名有9种。“某月（月份数）+某月相名+干支日辰”组合，是西周至春秋时期的主要纪时格式，也是周人特有的纪时方式，自成体系。
春秋至战国时期推步历法形成，这种月份、干支日辰与月相名紧密结合的纪时形式已显多余，逐渐淡出纪时体系。但是，这些月相名并未从历史视野中消失，有的作为月相词语遗存后世，有的在后世的纪时中仍然被沿用。而关于月相名内容和解释则常见于古代文献的记载和训诂材料中。
（二）由于传世文献和金文明确记载有周代月相名（或月相词语）及其与干支日辰结合的纪时形式，因此，历来学者一直注重考论和解释周代月相名问题，而很少探查商代是否有月相名。那么，殷商王朝是否已有月相名呢？
周原甲骨卜辞与殷商甲骨卜辞在字体、用语、行款、钻凿形态等方面有明显区别，显示出周族卜辞的特色。2月相名“既吉”“既魄”“既死□（魄）”未见于殷商卜辞和商代金文，而与西周金文、典籍文献中的月相名相吻合，可见在商末或殷周之际周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月相名体系。
周初青铜器铭文中出现一些月相名：如西周早期前段成王世的保尊铭（《集成》6003）、保卣铭（《集成》5415）有“在二月既望”，西周早期前段的师卫壶铭（《铭图》12403）有“唯九月既生霸”， “既望”和“既生霸”均与月份数组合为纪时格式。由于目前发现的周初武王世器铭极少，尚未见其铭文记有月相名的纪时格式。但在西周早期前段器铭中，确实有月相名用于纪时，现已发现的康王世的器铭数量多于武王、成王时期，而用于纪时的月相名随之增多，有“初吉”“月吉”“既望”“生霸”“既生霸”“既死霸”等。对于周初器铭来说，考察月相名的出现及其纪时形式无疑受到了器铭发现、出土等情况的限制，但不能因此否定武王、成王时期已使用多种月相名的可能性。从周原甲骨卜辞来看，文王至成王时期显然确已使用了多种月相名。
另外《易》爻辞中亦有月相名，如《易·小畜》爻辞有“月几望”一语，显然指月相。以往许多学者认为《易》经爻辞大约产生于商末，是周族筮卦產物，这是可信的。
结合周原甲骨卜辞来看，有些月相名最迟至商代末期已经出现，亦即商末时期的周族方国已经使用多种月相名。很难想象这些月相名是西周初年突然创制的，这是不合常理的，其形成应该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三）从上古文献记载看，华夏先民很早已采用观象授时制历。《尚书·尧典》曰：“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民） 时。”又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尽管《尧典》内容掺杂后世追记和改动成分，但所谓“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和以闰月定时成岁（按：西周以前尚无四季之称），仍然可信。华夏先民通过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位置和天象变化而制历，殷商时期还处于观象授时的历史阶段。张培瑜等学者据甲骨卜辞、金文和古文献资料证明了殷商历法的月确是太阴月（按月相周期确定的月），月的长度是根据观察月相的循环周期定出来的。常玉芝详查卜辞资料也认为，殷历是以太阴纪月、太阳纪年的阴阳合历，是依靠观察天象制定的不精确的阴阳历。这种阴阳合历，以太阴纪月则需要通过置闰月调整岁时和节气，殷商甲骨卜辞中有“十三月”“十四月”，显然采取了年终置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