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以斯帖记》；希腊文A译本；文本对勘；波斯国王；希腊化时期；历史记忆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23.02.005

一、问题缘起

收录于《希伯来圣经》的《以斯帖记》（Esther）极具争议之处，是该书不仅从未言及以色列神雅威（YHWH），还极力淡化以色列传统，对一神崇拜、摩西律法、圣约与圣殿等宗教元素三缄其口。全书更为强调波斯国王的权力与威望，如正文共167节，波斯国王就被提及194次，其名亚哈随鲁（Achashverosh）被提及29次。在书卷的开头与结尾，作者一再强调波斯君主疆土的辽阔。1这些表述营造出一个王权至上的东方帝国世界，2亚哈随鲁就位于此世界的正中心。

既往研究由3种不同视角加以审视波斯王亚哈随鲁的身份与形象。相关的考古资料自19世纪以降不断涌现，致使一批学者透过经外文献来确立亚哈随鲁的历史身份，此即第一种视角。早在20世纪初，帕顿（Lewis Paton）就借助古波斯碑文，将希伯来文名字“亚哈随鲁”与其中一位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Achaemenid Empire，约前559—前330）君主之名Khshayarsha联系起来，以此确立亚哈随鲁的历史身份。上述两个名字都包含了类似CH/KH、SH、R、SH的辅音，因希腊文并无SH发音的字母，故该波斯文名字首部分的KH/SH发音转化为KS发音，全名的辅音继而化为KS、R、KS（即ξ、ρ、ξ），在希腊语中便可写作Ξέρξης（薛西斯）。至此，学界达成共识：《以斯帖记》中的亚哈随鲁王，即波斯帝国的薛西斯大帝（Xerxes I，前486—前465年在位）。然《以斯帖记》的书写目的并非记录历史，书中所述及的亚哈随鲁与古波斯碑文抑或希腊史料所展现的薛西斯大帝仍有众多出入，如按《以斯帖记》所载，波斯帝国有127个行省，但波斯铭文只载约20至30个行省，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前485—前424）也仅述及薛西斯大帝治下的20个行省。由此可见，《以斯帖记》的故事情节不乏夸张之处，通过具体分析希伯来文本内容所塑的波斯王形象，才能进一步了解该经卷书写者本身的意识形态与历史背景。

20世纪90年代初，福克斯（Michael Fox）开辟先河，取文学视角分析《以斯帖记》希伯来文本如何勾勒波斯王亚哈随鲁，此即第二种视角。现今学界所使用的《以斯帖记》希伯来文本主要基于隶属中世纪马索拉抄本传统（Masoretic Text）的列宁格勒抄本（Leningrad  Codex），其成书年代可上溯至公元前4世纪，本文简称之为“M文本”。福克斯仔细观察了该文本中亚哈随鲁与其他故事人物的互动，继而推定希伯来文故事的讲述者对波斯王并未抱有过多负面情绪。亚哈随鲁之所以废黜第一任王后瓦实提（Vashti），还降旨歼灭波斯帝国境内的犹太民族，完全是受他人怂恿或欺瞒，故他并非一位万恶不赦的反犹者，而更像一位怠于思考、举棋不定、对他人生命淡漠的昏君。真正邪恶的源头是密谋将犹太人置于死地的宰相哈曼（Haman）。福克斯对波斯国王的经典解读深刻影响了后世学者，但其评价只涉及希伯来文本，并未兼顾《以斯帖记》希腊文译本中的波斯王形象。只有在另一部著作里，福克斯援引了其中一部希腊文译本的第8章第27节，指出译者在此将波斯王塑造成崇拜以色列神的一神论者，进而总结提出译者对波斯王持有更为正面的态度。较之对M文本的全面研究，他对希腊文译本中波斯王形象之分析较为简略，仅用寥寥数笔带过。

其实，现存的《以斯帖记》希腊文抄本比现存的中世纪希伯来文抄本早了数个世纪，迄今流傳下来的《以斯帖记》希腊文抄本具有两种类型，其一为对M文本依赖较强的B译本类型，现存于以4世纪梵蒂冈抄本（Codex Vaticanus B）为代表的36卷希腊文抄本以及残篇。其二则是篇幅较为短小精悍、与M文本和B译本拥有众多相异之处的A译本（Alpha Text），该译本类型仅存于4部中世纪希腊文小写字母抄本。两类译本均在希腊化时期（Hellenistic Period，前330—前30）甚至是更晚的1世纪里由犹太民族所著，对理解该书卷的古代流传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若将这些译本与前述的M文本对波斯王的刻画进行比对，就更能充分地窥探犹太民族对外邦王权之态度的发展变化。

真正采用第三种视角，即从文本译本之对比研究，对希腊文译本之波斯王与其他人物形象详加解析的作者为戴依（Linda Day）与哈维（Charles D. Harvey）。在他们的研究以前，学界虽对希腊文译本的研究愈渐丰富，但研究的落脚点多为重构译本背后的希伯来文母本（Vorlage）。戴依和哈维的研究则更着重于探讨故事人物形象如何折射译者的意识形态，只是侧重各不相同。戴依主要探析犹太女主角以斯帖在M文本与A、B译本所呈现的不同面貌；通过观察以斯帖与波斯王的互动，她指出希伯来文M文本并未揭露国王的内心世界，即使国王在选妃时对以斯帖青睐有加（斯2：17），国王在余文中未再对以斯帖多做表态，两夫妻间的相处仅是相敬如宾、公事公办。只有在希腊文译本中，波斯王展露了更多的情绪变化，以斯帖在B译本对王既有崇拜之情，也有恐惧害怕；而波斯王在A译本与以斯帖的对话与互动更为全面、平等，两者相互尊重。简言之，戴依对波斯王的分析评价延续和深化了福克斯先前的总结，两者都认为较之希伯来文M文本，希腊文A、B译本对波斯王的态度更为正面。哈维的研究则覆盖这3个故事版本的所有轴心人物，不仅涉及以斯帖、末底改（Mordecai）和犹太群众，还包括波斯国王、瓦实提与哈曼。相比戴依与福克斯，哈维对波斯王形象的考察更为细致，所得出的结论也略异。哈维认为，尽管国王在M文本自始至终为背景角色，其内心活动也并未显露，但他毕竟默许哈曼对国境内犹太民族的屠杀，继而又允准以斯帖对施暴者进行血腥的复仇，故国王应被视为讳莫如深的帮凶。希腊文A、B译本的确含有波斯王的正面叙述，如王在面对以斯帖时经历神迹，从暴怒趋于平静，并承认以色列神的主权（D补篇），但在故事的开头和结尾，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允许属下——不管是哈曼或是以斯帖——利用暴力来解决彼此的敌人。综上，哈维以更批判的眼光看待《以斯帖记》中的波斯王，不论是在M文本还是A、B译本，后者都谈不上是正面人物，甚至可以被视为暴力的帮凶。8不过，在《以斯帖记》波斯王形象的争论中，戴依与哈维主要还是停留在对希腊文译本的内容进行评述，并未观察到译本中细微巧妙的文字串联。

就此，笔者将根据自己所发现的文字串联，提出新的文字证据，对照M文本、B译本第1至3章解读A译本的对应章节，论证A译本之译者实有贬抑波斯国王之嫌。译者透过文字游戏，将波斯国王、宫里太监、反犹者哈曼置于同等地位，形成一组与犹太主角对立的阵营，进而影射对希腊化时期犹太民族并不友好的历史大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