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赵轶峰；《在亚洲思考历史学》；亚洲历史学；民族主义；现代性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23.02.003

最近20余年来，中国史学界兴起一股区域史与全球史的研究思潮，打破国别史的界限，甚至冲破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藩篱，将二者统合起来进行研究，成为一时风尚。即如葛兆光倡导“从周边看中国”，李伯重从全球史的视野考察明清经济史，张伯伟强调“异域之眼”的重要性，刘新成与刘文明倡导全球史观……不仅打破历史研究的学科界限，甚至突破文史研究的学科壁垒，產生了深远学术影响。赵轶峰教授经过多年探索，采用比较视野，抓住现代史学的核心理论问题，将中、日、韩（朝）、印亚洲四国现代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演变冶于一炉，出版了《在亚洲思考历史学》，乃是在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领域，将思考的视野推向亚洲而首屈一指的著作，值得关注。

一、成书背景与基本取向

赵轶峰是海内外著名的明清史专家，著作等身；在史学理论领域，他也卓有成就。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就开始关注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发表了多篇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论文。1989年，他赴加拿大布兰登大学、埃尔伯塔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和攻读博士学位，求学多年，对西方史学理论有更深入系统的研究。同时，他还参与编著《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等，刊出了一系列成果。2006年，他在翻译皮特·N.斯特恩斯（Peter N. Stearns）主编的《全球文明史》（World Civilizations： The Global Experience）时，特别推崇书中的“全球史”视角。他指出：“所谓全球视野是一种整体性的世界历史观。它不是将世界各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罗列起来，把各个区域、社会、国家、民族各自的历史做简单的拼凑，而是以具体人群、社会的历史实际为基础，把各个文明的演进和发展作为整体的对象，通过考察全球范围内不同的人民与社会之间互动的性质和程度而展现出来的过程。”他本人也身体力行，贯彻这种方法，从中国扩展到亚洲，将中华文明史融入世界文明史之中，进行比较研究。

2013年，赵轶峰参与陈启能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当代国际史学理论研究及其发展趋势》，承担子课题《当代亚洲史学发展趋势》，系统考察了韩国（朝鲜）、日本、印度现代历史编纂学的渊源、形成与演变。在此基础上，他申请了教育部重大项目《史学与社会—当代亚洲四国史学演变比较研究》，将中国现代史学融入其中，“从社会状况，包括特定时代社会演变的历史主题，来理解历史家理解、看待和叙述历史的方式”（《在亚洲思考历史学·绪言》第8页），因为“亚洲各国的现代历史学都是与其现代化社会形态一起展开的”（《在亚洲思考历史学·绪言》第10页），最终出版了本书《在亚洲思考历史学》。

国内很多学者都是以西方史学理论为研究对象，很少会关注亚洲的史学理论。本书尽管处处在跟西方对话，却是一部实实在在探讨亚洲现代史学理论的专著，开创之功，意义非凡。本书站在亚洲史乃至全球史的高度，以比较的视野，“把亚洲现代历史学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对象加以考察”（《在亚洲思考历史学·绪言》第7页），前六章结合各国社会状况，采用学术史与思想史的研究路数，运用评述性的写作手法，分别考察了国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欧洲中心主义、科学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与思潮，在中、日、韩（朝）、印四国现代历史学中的由来、现状和特质，分析其异同，总结其特点，同时也“考察历史编纂学如何作用于亚洲各国社会演变的实践历程”（《在亚洲思考历史学·绪言》第9页），将史学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思考，从而呈现历史学在亚洲上述四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功用。

第七章先总结亚洲现代历史学的共性：现代性、改造社会、凝望西方等等。赵轶峰指出：我们在重视西方影响的同时，不必对西方史学亦步亦趋，因为西方史学也经常陷入“否定”与“复归”的循环之中。我们更应该重视中国（东方）本土的历史学传统，重新思考亚洲历史学未来的可能性，进而提出“新实证主义历史学”的设想。他还指出：历史学不应受国族、地域等方面的限制，故而我们应该为推动全人类历史学的融合与发展而努力。该书视野宏阔，涉猎极广，问题意识明确，理论性强，必将在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二、国别史视野下亚洲四国现代历史学的演变

本书视野多元，在亚洲史与全球史的宏观概览下，以国别史为内核，结合各国社会历史状况，深入考察其现代历史学的渊源与演变。中、日、韩（朝）、印四国皆有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需求，因而在现代史学发展过程中，对西方史学潮流的选择和接受也各不相同。结合20世纪以来西方传入亚洲的各种理论思潮，本书分析了亚洲各国现代史学如何在自身文化传统和现实需求的冲突中，对西方史学理论进行的选择性重构。

赵轶峰在书中指出，中国史学传统深厚，实证主义史学的方法论与中国传统史学的考据方法接轨，形成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基石。自晚清以来，以梁启超等为代表，中国史家在西方冲击下开始自我反思，要求改造国家政治体制，将以王朝为国家的意识转变为国家与民族为一体的国族意识。20世纪20年代，学界在急需社会改造的背景下，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社会性质开展讨论，在30年代又掀起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发展起来。在现代国家形态选择的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相结合，与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密切联系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问题体系、思维逻辑和话语方式。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变成了一种主导性的研究范式。它在“文革”时期走向极端化，导致影射史学盛行，史学被定位为政治斗争的驯服工具。“文革”结束后，学界开始全方位地反思和“拨乱反正”，史学研究亦开始“去意识形态化”。现代化史观适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求，受到史家追捧，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从革命范式到现代化范式的转变。伴随着改革开放，学者们开始大量吸收外国史学理论。世纪之交，中国史学界努力寻求新的发展，后现代主义史学恰逢其时地提供了思想启示。这既有助于深度揭示意识形态化宏大叙事的局限，又有助于扩展历史学的视野。因此，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总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现实社会的需求，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史学的特色与发展轨迹。

日本近代自我重塑的过程更为特殊。19世纪日本被美国叩开国门后，迅速调整政策，实施全面改造。它先以“开国”缓解了西方挑战的冲击性，继而以“尊王攘夷”为旗号，重建了统一的中央权威，然后通过“脱亚入欧”全面模仿西方，进行改革，迅速完成了国族重构。到19世纪末，日本已成为列强中的一员，不满足于本民族的自存自立，借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殖民主义的逻辑向周边扩张，提出“亚洲主义”，主张整合亚洲与西方抗衡，将朝鲜、中国作为区域整合的对象。日本现代史学学术上崇尚实证主义，社会政治上则宣扬服务于日本扩张的“亚洲主义”“东洋史观”和“皇国史观”，主张东洋文化中心已迁移至日本，日本应凭借特殊精神解放亚洲，建立世界性殖民帝国。可以说近代日本用亚洲主义、文明论、现代化论之类的言说，包装了其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等极端意识形态。“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开始反思战前历史学，重视社会形态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同样注重宏观历史研究的现代主义批判流派，构成了这一时期日本史学的主流。自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多元化学术方法的兴起和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宣扬日本是现代化成功范例的“现代化论”得以流行。在战后反省的同时，日本学界也萌发了为侵略战争辩护的历史观。因此，战争的真实性在日本历史教科书中被模糊化，战争侵略性质也被否认，自由主义史观被大肆宣扬，日本的历史研究误入歧途。

1910年8月，日本吞并朝鲜半岛，朝鲜史学自此笼罩在日本殖民史学的阴影下。殖民论者强调殖民统治带来了朝鲜半岛的现代性，以肯定语境叙述殖民地时代经济技术发展，但这并不能掩盖强烈的民族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