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罗马史；狄奥尼修斯；阿庇安；奥古斯丁；奥罗修斯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23.02.002

410年，罗马城被阿拉里克（Alaric，394—410年在位）率领的西哥特人（Visigoths）攻陷。此事旋即在罗马帝国境内引起震动与思想混乱——部分基督徒对基督教事业在罗马帝国的发展前景感到悲观迷惘；一些多神教徒则借机指责基督教为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带来了苦难。为了回应这一尖锐挑战和为基督教辩护，神学家、思想家、希波主教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430）写下在基督教政治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名著《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代表基督教会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观与历史观。2在完成这部巨著前10卷的初稿后，他又建议自己的学生、来自西班牙的修士奥罗修斯（Paulus Orosius，盛年在414—417）创作了一部《历史七书》（Historiae adversus paganos），对传统罗马史叙述体系进行了系统批判。传统观点认为，《历史七书》是奥古斯丁思想指引下记述自始祖亚当（Adam）至417年人类世界整体史的一部划时代的拉丁文基督教“普世史”著作。

通过《上帝之城》与《历史七书》建立起来的奥古斯丁—奥罗修斯史观不仅有力回击了同时代多神教徒的发难，并在其身后持续产生着深远影响。在长达千年的中世纪时代，奥罗修斯一直作为西欧世界公认的历史权威受到推崇，《上帝之城》这部西方政治思想史名著的历史影响更是如日中天。然而，值得后人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乃是奥古斯丁—奥罗修斯“普世史”观念的思想源头。众所周知，奧古斯丁本人的政治思想仅仅零散地分布于他的其余现存著作中，他几乎从未对之进行过系统论述。奥罗修斯则并不以深邃严密的理论思维见长。另一方面，虽然奥古斯丁之前的基督教作家们也曾站在神学的立场上，回应过多神教徒对基督教信仰的种种非难；但从“普世史”的视角出发，系统向拉丁语世界阐释基督教历史观的任务则是由奥古斯丁与奥罗修斯完成的。那么，《上帝之城》与《历史七书》中完整缜密的历史解释体系究竟是横空出世，还是另有所本呢？这是早期基督教史学思想研究中往往被人忽视，但又难以解释的一个重要问题。

按照奥古斯丁本人的说法，他对拉丁史家著作的批判采取的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做法，即从后者赞美、歌颂罗马人辉煌业绩的文本中汇集反映罗马世界罪恶、虚弱、苦难本质的证据。7而他集中批判多神教罗马观的《上帝之城》卷3也确实是以拉丁作家们的文本材料为核心依据的。他在本卷中广收博引维吉尔（Virgil，前70—前19）、西塞罗（Cicero，前106—前43）、撒路斯特（Sallust，约前85—前35）、泰伦斯（Terence，前2世纪人）、瓦罗（Varro，前116—前27）、弗洛鲁斯（Florus，2世纪前后人）的记述与观点，并在多处刻意反其意而行之，提出了与作者原意截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见解。8奥罗修斯则声称自己的主要史料来源以“普世史”作家庞培·特罗古斯（Pompeius Trogus，盛年在前1世纪）与塔西佗（Tacitus，1—2世纪间人）为基础。但从现存文本的证据来看，奥罗修斯对庞培·特罗古斯作品的参考程度似乎十分有限；而其他几位拉丁作家则根本无法为两位基督教学者提供任何意义上的“普世史”视角。

笔者认为，作为早期基督教历史观的奠基人，奥古斯丁在4—5世纪的拉丁教父中扮演着颇为独特的文化角色。他并不精通希腊文，却对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和希腊文化有着相当深入的理解，晚年又创造性地吸收了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罗提诺（Plotinus，205—269/70）的观点。奥古斯丁自391年起在希波担任教士，于395年出任希波主教。他长期生活的地区正是拉丁文化与希腊文化彼此交融、竞争与冲突的边界地带。奥罗修斯则在其“普世史”作品中对希腊地区的历史给予过密切关注。《历史七书》中包含着对波利比乌斯（Polybius，约前200—前118）、约瑟福斯（Josephus Flavius，1—2世纪间人）等人希腊文“普世史”作品的零星引用。奥古斯丁与奥罗修斯的思想也必然吸收了来自希腊文罗马史著作中的“普世史”观念。奥古斯丁—奥罗修斯历史叙述体系中对“自然灾害”与“内战”两种元素的强调与解读方式，暗示了这种“普世史”观念与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约前60—7年以后）、阿庇安（Appian，约95—165）等帝国早期希腊文罗马史作者之间的共性与可能存在的渊源关系。

一、奥古斯丁—奥罗修斯罗马史解释体系中的核心符码

奥古斯丁—奥罗修斯罗马史撰述的核心思路，是揭示罗马政权在漫长历史历程中经历的苦难与犯下的罪恶，诸如“饥馑、疾病、战争、劫掠、掳掠人口、屠杀”等灾祸。多神教徒崇拜的神祇们从不回应他们的祷告与祈求。《西比尔预言书》（Sibylline Oracles）的权威在这些灾难面前毫无用处，最终被罗马人抛弃。必须承认的是，奥古斯丁与奥罗修斯为其历史解释体系添加了一项对基督教信仰而言不可或缺的要素——将耶稣基督的降生确立为世俗历史的转折点。从这层意义上讲，奥古斯丁—奥罗修斯确立的早期基督教历史观确实具备自身的创新性与独特性，并非对古典史学传统的照抄照搬，而是开辟了西方史学思想史上新的篇章。

然而，支撑《上帝之城》历史观的两项核心元素——自然灾害与内战——并不属于基督教思想的典型特色，而是承袭自古典史学传统。奥古斯丁在本书卷3中用一连串咄咄逼人的反问句质问道：

那些神明因此生幸福的稀缺与虚妄而受到尊崇；可当被他们贩卖了言而无信的谎言的罗马人遭遇这些灾难时，那些神明究竟在哪里？当执政官瓦勒里乌斯（Valerius，前5世纪人）保卫卡庇托林山（Capitoline Hill）免遭被流放者和奴隶焚毁而牺牲，从而暴露了他自己要比至高首领指挥下的众多神明更有能力保护朱庇特神庙（Temple of Capitoline Jupiter）时，他们当时又在哪里？当罗马城已被邪恶的阴谋折磨得疲惫不堪，利用短暂的和平间隙派遣使者前往雅典（Athens）寻求优良法律，却又遭受饥馑和瘟疫的折磨之时，他们又在哪里？当罗马民众因饥馑而创设赈粮官，斯普里乌斯·麦利乌斯（Spurius Maelius，前5世纪人）在饥馑加剧之际分配谷物给饥民，结果被指控为觊觎王位；以及那位官员在一场严重且危险的城内骚乱中，被独裁官卢奇乌斯·昆提乌斯（Lucius Quintius，前5世纪人）命令骑兵队长昆图斯·塞尔维利乌斯（Quintus Servilius，前5世纪人）杀害之际，他们又在哪里？

笔者认为，奥古斯丁在上述文本（以及《上帝之城》卷3中的诸多类似段落）中清晰阐释了自然灾害与内战（其中包括了被撒路斯特、阿庇安与奥古斯丁等作家称之为“内战”的罗马城内政治派系倾轧与阴谋暴力活动）之间的恶性循环关系。突如其来的天灾会加剧罗马政权的内部矛盾，导致内战接二连三地发生；内战造成的无序与杀戮又会进一步加深天灾所导致的苦难。在奥古斯丁的笔下，内战的阴影笼罩着罗马历史发展的每个阶段，因而罗马人民和遭到罗马帝国压迫的各族群所承受的苦难也是永无休止的。面对这些灾难的罗马人选择向虚幻的神灵祈求，但这样的努力最终只能是无济于事。类似的逻辑思路在《上帝之城》卷3中得到了一以贯之的延续：卡米卢斯（Camillus，约前446/5—前365）时代的罗马遭到了瘟疫、内讧与维爱人（Veii）、高卢人（Gaulians）入侵等多重灾难的轮番重创；同萨谟奈特人（Samnites）作战期间的罗马人同时受到瘟疫與内乱的困扰；苏拉（Sulla，前138—前78）与马略（Marius，约前157—前86）的内战与公敌宣告运动令罗马人民生不如死；罗马元老院对和谐之殿的祝愿必然只能化为泡影。5罗马政坛上的尔虞我诈毁掉了全意大利的幸福；共和国建立以来此起彼伏的内战则将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拖入了深渊。

相形之下，奥罗修斯很少在其作品中直接论证自然灾害与内战之间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关系。但二者也同为《历史七书》中论证罗马历史悲惨、邪恶性质的重要依据，并且往往在前后紧密衔接的历史叙述中相继出现。奥罗修斯十分重视对罗马共和时代（前509—前27）自然灾害现象的记述：埃特纳火山（Etna）的喷发与疫病的肆虐同时给地中海世界带来了苦难；突如其来的疫病冲淡了罗马人征服外敌、凯旋的喜悦；罗马建城后的第481年（前271），承载着上天怒火的瘟疫席卷罗马城，令苦苦翻检《西比尔预言书》的罗马祭司们一筹莫展；罗马建城后的第507年（前245），火灾与水患再次搅局罗马人举办的凯旋式，促使罗马元老院对一名维斯塔贞女（Vestal virgin）的渎神行为展开彻查。

在奥罗修斯的历史叙述体系中，内战同样构成了贯穿罗马人苦难始终的一条核心线索，被视为各种形式的罗马政体永远无法摆脱的痼疾。按照奥罗修斯的观点，罗马内战早在罗慕路斯（Romulus）与雷慕斯（Remus）的手足相残中业已拉开帷幕；周而复始的内战给罗马人民和诸行省带去了无尽的苦难；类似的内战从前曾导致了雅典、斯巴达（Sparta）等强邦的衰落，而罗马世界内战的破坏性还要更胜一筹；罗马建城后的第606年（前146），罗马人平定科林斯（Corinth）叛乱的战火与焚毁迦太基城（Carthage）的烈焰遥相呼应，令全地中海的居民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中；罗马建城后的第662年（前90），继同盟者战争而起的又一场内战加剧了米特拉达梯战争（Mithridatic Wars，前89—前65）导致的苦难。

从《上帝之城》与《历史七书》的写作动机来看，对自然灾害、罗马内战及其相互关系的记述、渲染与评析完美服务于两位作者的创作目的。在基督教史观的语境中，这些历史信息（其中不乏夸大其词与裁剪斧凿的痕迹）论证了基督降临之前罗马历史的苦难与血腥本质，揭露了多神教崇拜体系的盲目和无用，为两位作者接下来阐述耶稣基督降临与帝国皈依基督教之后的线性进步式历史发展规律做好了铺垫。然而，来自帝国早期的两位希腊文罗马史作者——狄奥尼修斯与阿庇安——的文本证据似乎表明，这种历史叙述模式并非完全由早期基督教史观首创。

二、狄奥尼修斯、阿庇安罗马史中的相似表述

奥古斯丁—奥罗修斯历史叙述体系中的重要元素之一——自然灾害——同样也在狄奥尼修斯的《罗马古事记》（Roman Antiquities）中占据着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