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明代；漕粮征收；征银买粮交兑；大户；歇家

漕运一直是重要的学术课题。多年来，学界从制度史、经济史、财政史等角度对明代漕运做了大量研究。1这些研究为从整体上把握明代漕运奠定了基础。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看，漕运是在市场难以保障京师大规模粮食需求条件下，帝制国家运用其行政组织能力从产量相对丰裕地区调拨税粮的手段。因此，漕运税粮是市场替代行为。但这种行为成本高昂，最终都会转嫁到纳粮者身上，既影响社会安定，更会增加漕粮的征收难度。宣德中叶至正统初年，在应天巡抚周忱改革的推动下，将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征收的米麦四百余万石折征金花银百余万两，收入内承运库，这其中相当部分是起运北京的漕粮。2它是明朝漕粮的首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大规模改折活动。此后每年北运漕粮定额约保持在四百万石左右。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继续发展，地方官以及漕政官员在实际征收时，往往会权宜处置，利用市场机制降低成本。近年来，歇家与漕粮收兑、江西与湖广漕粮兑运等具体研究取得了进展。1胡铁球《明清歇家研究》展现出明清漕粮收兑方式的演变以及歇家在漕粮交纳、贮存、运输等环节的市场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揭示明代漕粮收兑环节与地方粮食市场存在紧密的关联。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漕运制度的基层运作状况及其所体现的国家与社会以及市场之间的关系日益受到关注。明代交纳漕粮的省份遍及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湖广、江西、南直隶、浙江、河南、山东等。围绕这些地方漕粮的征收与交兑方式、地区差异、市场机制诸问题，胡铁球研究明代起运税粮按“领价”折银时，曾指出嘉靖以后南北方漕粮折银原则存在差异，并指出南方运输艰难的有漕州县往往也是买纳漕粮。2此外，与之相关的明代漕粮改折问题也一直颇受关注，尤其是江南和湖广等地的漕粮永折。3其实，嘉定漕粮在获得永折之前的相当长时间就已经通过征银买粮的方式完成漕粮交兑。不过，除嘉定外，其他通过征银买粮完成漕粮交兑的地方最终并未获得永折。地方征银买粮交兑如何运作以及为何大多不能上升为省或国家层面的永折等问题，迄今尚未见到专文系统研究。本文就这些问题展开探讨，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江西与湖广的征银买粮

各地漕粮征收是漕运的起点。那么，漕粮在地方上的摊派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明万历《新修南昌府志》云：“按本省田赋，弘治前案牒皆毁，无可考已。正德末，使司始议，以民粮多寡为分派数目，土地肥瘠为轻重等则，河道有无为起存分数。”4可见南昌府是以民粮多寡、土地肥瘠、河道有无为参考标准，摊派各地田赋负担及其起运、存留数目。据该志，田赋包括夏税与秋粮，而夏税起运包括农桑绢等，秋粮起运包括官米、民米、兑军米、淮安仓米、南京仓米等。秋粮起运中的兑军米与淮安仓米指的便是江西漕粮中的兑运米与改兑米。

王宗沐《江西省大志赋书》一文记述：“先是，右布政蒋公曙欲酌民粮多寡以为额，视地肥瘠以为征，法颇均。大抵民户粮一石以七钱五分为输。而嘉靖戊戌，巡抚胡公岳与布政夏公邦谟、参议王公昺更定为七则，大都亦不过酌多寡、视肥瘠而虑，视古则密矣。”5据王宗沐记述，正德末年，江西右布政使蒋曙参照民粮多寡、土地肥瘠制定了江西税粮派征办法。到嘉靖十七年（1538），巡抚胡岳、布政使夏邦谟与参议王昺将税粮派征办法更定为七则。这七则主要根据各州县所派征漕粮和南粮的多少来确定，而派征漕粮的州县应满足两个条件，即粮多和滨江。

但七则并未明确各州县漕粮征收的细则。《皇明条法事类纂》所记案例正好补充了江西漕粮收兑的具体情况：

江西南昌府南昌县老人周宽言一件：便益粮储事。窃见宣德年间，蒙巡按江西右侍郎赵新访知，本县钱粮俱系粮里收受在家营运，不即起解，设法于便河岸起造仓廒收贮。候春水泛涨，舟楫可通，定拨本处附近卫所官军，以便就便委三司堂上官买[员]，督同府卫管粮委官，临仓交兑。每正米一石外，耗米六斗五升，一尖一平。二十余年，军民两便。后因争论斛面尖米多寡，又蒙巡撫都御史韩降定则例，每石又（增耗）米一斗，俱平斛兑与无争[竞]，实为有益。近年以来，止是本县运粮官吏、管押粮长，雇船装至窎远水次听候。南京、湖广等处粮米，亦候江西官军交兑。彼此无益，往复人难，徒费船钱。况无三司委官监兑，以致军强民弱，每石又勒要尖米一斗，通该八斗五升。甚至巧立（各名）色，每米一百石先勒去无算[筹]米十石，索银[画会银]一两，才与兑米。

引文案例说的是成化四年（1468）左右江西南昌府南昌县漕粮的征收与交兑。据南昌县老人周宽陈述，宣德年间南昌县的钱粮由粮、里长征收在家，并设法在河岸建造仓廒贮存，等到春季水涨之时，在三司官员和府、卫管粮官员的监督下，临仓兑与附近卫所官军。宣德到正统年间，每漕米一石，加征随船耗米六斗五升。景泰二年（1451）到天顺元年（1457），韩雍巡抚江西期间，增加耗米一斗，每正米一石，耗米增为七斗五升。漕粮由粮长等人雇船运至水次，听候交兑。案例中强调近年因没有三司官员监兑，导致军强民弱，兑运官军借机勒索。这个案例清楚说明，宣德到成化年间，南昌县的漕粮都是由粮长征收管理，尔后再运至水次，兑给领运官军。

成化四年后江西漕粮征收与交兑的情况，地方志中也有一些记载。正德《建昌府志》记载了成化十六年（1480）南城县和新城县兑军米折银：

南城县兑军米六千二百一十九石，折银七千四百六十二两八钱；新城县兑军米三千九百三十八石，折银四千七百二十五两六钱。谨按旧牒兑军，初征本色交兑。成化十六年间，督运平江伯陈公过，听指挥徐昇申状，南城暨新城，系山溪，筏运多致迟延，定拟折色，每石正耗一两二钱，祈以军民两利。

按照地方志的说法，因为南城县和新城县由竹筏经小溪运粮，常常延误兑期，所以成化十六年才改征折色。但在此之前，一直都是征收本色漕粮交兑的。漕粮折银之后如何交兑，地方志中也有相关提示：

据建昌府推官罗江帖申：一、改交兑以便粮运。该县欲将正德十一年分兑军折银，行令前赴龙窟水次，如同淮运，交兑完日，就彼给与批回收单等因。前件查得，南城、新城县系是舟楫不通县分，其兑军折银事例，乃先年奏准。每米一石，折银一两二钱，常年解赴本司寄库，听候各总卫所官军至日，通融均派支领，取获通关，领状缴照，系是定规。但访之往年，一遇前项粮役到于省下，有等喇唬，依凭城社之势，大肆沟壑之欲，固有难于显言，亦有不容禁革，诚如该县所申者。但前项银两系通派各总官军，若止于龙窟水次，则南赣以北、临吉以西交兑官军，不无又有冒涉湖波之险，或蹈剽掠之虞。合无责令各县粮里押解前到吴城折中水次，照依派定卫所，听候监兑官交兑完足，给与实收通关。以后年分，查照原奉钦差巡抚江西等处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孙议定明文施行，庶奸弊可革，粮运亦便矣。

据此可知，成化十六年南城县与新城县漕粮改征折色，二县征收的银两由“粮役”，即应役的粮里长运赴布政司库寄放，再在龙窟水次（位于饶州府余干县，即今上饶市余干县）均派给领兑官軍。文中说在龙窟水次交兑会给南安府和赣州府以北、临江府和吉安府以西的领兑官军带来不便，因此建议由粮长、里长押解到吴城水次（位于南昌府新建县，滨处鄱阳湖，即今九江市永修县）交兑，并说按照右副都御史孙燧“议定明文施行”，可以革除奸弊。这里的“明文”应该是指后面提到的正德十一年（1516），孙燧制定的“征收秋粮分派则例”，强调“本色粮米一升一合收入官仓，折色银两一分一厘收入官库，毋令粮、里长兜收私家，以启弊端。仍须明开每民米一石内，折银若干，兑军、兑淮各若干，南京并王府禄米各若干，折色一石该银二钱零几分，首先出给告示，使民周知。”4则例明确谈到不要让粮、里长将税粮兜收私家，而是将本色税粮和折色银两分别收入官仓、官库，并张贴告示，告知州县民户所征税粮数目。孙燧制定秋粮则例就是为了“杜吏书蒙蔽诓诈之弊”与“绝粮里长分外多科之奸”。

虽然孙燧制定的秋粮则例强调将税粮和银两分别收入官仓、官库，但仍有州县未遵守这一规定。如饶州府浮梁县一直是以舟载粮候兑，直到万历年间才建立水次仓贮粮。1据康熙《浮梁县志》记载：

顺治八年，漕、兵二米改征本色。先是，明臣恭简戴珊以浮不产米，建议每石米征银五钱，以折色解部，如本省袁、赣例。请于当事，方请而卒，事不果行。本县遂私议，照数征银于官，官从现年里役中选老成殷实者十余人，号曰粮长，领银赴省采买，就军便兑，一时称善。迄明末，米价腾贵，每石三两，原议价五钱，不敢擅增，现年遂有赔垫。

戴珊是江西浮梁人，卒于弘治十八年（1505），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3他请求改折浮梁县漕粮的建议虽未获允许，但浮梁县仍议定按每石五钱征银，由粮长领银去省城买米交兑。据《江西赋役纪》记载，正德十六年（1521），江西司道官员制定秋粮派征办法，浮梁县起运、存留全派，每石纳银七钱三分九厘九毫七丝一忽九微。赣州府赣县和宁都县兑军、兑淮每石纳银七钱五分三厘六毫八丝六忽八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