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口头记忆；书面文件；英国；中世纪；庄园管理变革

文字是人类交流需求发展的必然阶段，摩尔根（L. H. Morgan）和恩格斯（F. Engels）都将其视为文明时代开始的重要标志。恩格斯言道：“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1盎格鲁—撒克逊时代（Anglo-Saxon period）以及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初期的英国尚属于从野蛮向文明过渡的阶段，虽然书面文件此时已被用于国家治理，但基层村庄仍依赖于世代口耳相传所形成的口头记忆。随着中世纪中期内外诸因素的影响，书面文件逐渐取代口头记忆成为英国基层治理的基石，地方治理模式从“原始”转向“文明”。尤其自12世纪末开始，庄园管理书面化进程大大加快，迎来了所谓的“管理变革”时期。2这场变革对庄园、村庄，乃至英国基层乡村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中期以前，受传统史学的影响，学界的关注点集中于国家政治制度史，对地方治理方式的探讨着墨甚少。随着20世纪中期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目光转向经济—社会史领域，尤其是地方社会发展史，他们或以单一的村庄为研究对象、或以中世纪英国村庄和庄园社会变迁为着力点。通过卡姆（H. M. Cam）、贝内特（H. S. Bennett）、塞尔（E. Searle）、麦金托什（M. K. McIntosh）等一批学者的努力，1中世纪英国村庄的面纱被逐渐拨开，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中世纪中期以来村庄治理方式已不知不觉间发生了转变，遑论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科斯敏斯基（E. A. Kosminsky）较早认识到庄园书面文件与地方社会治理之间的联系，而且他发现庄园书面文件多存在于教会地产之上，尤其是英国东部和南部。2哈维（P. D. A. Harvey）进一步指出：“庄园文件是中世纪地方管理的一种记录，但对其在中世纪早期庄园管理中的角色却难以确定，因此很难判断书面文件是否是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方式而引入的。”3贝利（M. Bailey）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庄园书面文件出现的原因。4与此同时，国内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书面文件所带来的地方管理方式的转变，但仍只是停留于文件本身，没有认识到书面文件所代表的地方治理方式的更替。5值得一提的是，克兰西（M. T. Clanchy）的《从记忆到书面记录：1066—1307年的英格兰》一书首次系统论述了自诺曼征服至爱德华一世（Edward Ⅰ，1272—1307年在位）时期英国的书面化进程，然而克兰西依旧只是着眼于书面化本身，没有从治理方式的角度去考量英国基层社会的书面化进程。

综上，虽然学界已有部分学者意识到中世纪中期英国基层乡村治理方式的变化，尤其是书面化与庄园管理方式之间的联系，但对此问题的认识依旧模糊，从口头记忆到书面文件的演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庄园治理方式的转变仍有待进一步探索。有鉴于此，本文将以庄园管理从口头记忆向书面文件的演进为线索，考察庄园管理变革的动因、庄园文件的种类与内容、书面化进程中领主和农民的博弈与妥协，以期从治理方式转变的视角全面审视中世纪英国基层乡村的发展。

一、庄园管理变革的动因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村庄治理主要依靠村民朝夕相处、口耳相传形成的口头记忆，无论是商品交易见证、司法诉讼，还是日常生活矛盾的解决，皆依赖于记忆，而非书面文件。随着庄园的形成，原有的管理方式不再適用于日常治理，书面文件作为新的管理形式被引入庄园。10—11世纪时出现了少量庄园文件，由于当时书面文件的珍贵性，其编写目的并非是用于社会管理。克兰西也指出：“在诺曼征服之前，以及之后的一个世纪里……书面文件往往是献给上帝或后人的，而非同时代的个人。”7到12世纪末期，庄园管理从口头记忆到书面文件转型的进程大大加快，各类书面文件成为庄园、村庄，乃至整个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凭借，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庄园管理相较于村庄管理更为复杂，仅凭口头记忆难以应对庄园的日常运作，因此，引入书面文件是庄园管理的客观要求。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村庄治理的口头记忆特征是村庄实际需求与时代客观困难共同造成的结果。5—11世纪，英国正处于从部落到国家的转换期，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刚刚起步，社会管理结构松散。与此同时，村庄人口较少，诺曼征服初期总人口约140万，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6人。1村庄内部事务种类单一，村民与外界社会流动性较小，基于口头记忆的村庄治理模式能够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对书面文件的需求很小。但自12世纪开始，英国人口和耕地面积快速增加，庄园原有的管理方式难以应对。诺曼征服后，人口的增加推动了大范围的垦殖活动，大量荒地、林地被开垦为耕地，庄园所辖面积亦随之扩大，而庄园与村庄的范围并不总是一致，社会治理难度随之增加。在英国北部，庄园通常由领主管辖的多个村庄构成，但在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情况正好相反，同一村庄分属多个领主庄园，仅在米德兰地区（Midlands），村庄与庄园边界相重合。2科斯敏斯基对百户区案卷分析后发现，以土地面积的不同，可将英国的庄园分为可耕地在500英亩以下的小庄园，500—1000英亩的中等庄园和1000英亩以上的大庄园，它们在庄园总数中的占比分别为65%、22%和13%。3英国庄园制度中以小庄园为主的特点与诺曼征服后封建土地保有制的分散性使庄园管理问题更加棘手，而书面化是当时最佳的选择。如首席封臣艾伦一世（Alan Ⅰ）在11个郡拥有四百余座庄园；4休·德·格伦特迈尼尔（Hugh de Grentemaisnil）仅莱斯特郡（Leicestershire）就拥有至少36座庄园。5为便于管理分散的庄园，大庄园率先开始编纂书面文件，尤其是拥有较高文化水平的教会所属庄园。11世纪末，伊利（Ely）的修道院（Abbey）仿效末日审判调查（Domesday Survey），核查各郡庄园地产，将陪审员的姓名、土地大小、自由人、维兰（Villein），以及牲畜的数量等记录下来，编成《伊利调查》（Inquisitio Eliensis）。6这一做法在12世纪中后期逐渐从教会庄园扩展到世俗庄园。

其次，通过书面文件加强庄园管理，谋求更高的收益是庄園管理变革的经济动因。12世纪末以前，农产品价格相对稳定，领主大多选择将土地承包或出租给佃户，领主自营地较少，因而对庄园管理并不上心。如12世纪初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修道院所属32座庄园中，有29座用于租赁；7奥多主教（Odo Bishop，1049—1097年在任）保有的184个庄园中，仅7个用于自营；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修道院则将庄园全部出租。8 12世纪晚期，由于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和大量白银的输入，英国出现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长期靠固定地租为生的领主实际收益下降，因此试图通过增加自营地和强化庄园管理的方式提高收益。据统计，1180—1210年间，物价水平增长一倍，而领主收入却几无增长，以伍斯特（Worcester）的主教地产为例，1161年其年收入为300镑，1185年为330镑，1211年为345镑9先令8.5便士。9而威斯敏斯特修道院所属的切尔西（Chelsea）庄园租金则从1086年至13世纪初始终为每年4镑。10但这一时期农产品价格剧烈上浮，12—13世纪《财政署卷档》（Exchequer Pipe Rolls）记录显示：1165年至1202年，小麦采购价从每夸特35便士涨至152便士；黑麦从1190年的每夸特26便士涨至1202年的159便士；豌豆从1170年的每夸特28便士涨至1201年的113便士。11受农产品价格的影响，领主开始收回租佃地，扩大自营地，通过书面文件加强庄园管理。如1211年，拉姆齐（Ramsey）修道院花费30马克收回了200英亩土地，1219年花费20马克收回租佃地。1 13世纪30年代，坎特伯雷（Canterbury）大教堂修道院平均每年花费80镑用于购买或收回土地。2与此同时，各庄园逐渐用书面文件管理日渐扩大的地产，庄园文件的种类和数量开始激增。书面化使庄园各项事务固定下来，随意性大大减小，领主还时常派遣管家和审计员核查庄园账簿。13世纪的沃尔特·德·亨莱爵士（Walter De Henley）在其著作中指出：查账不仅要弄清账目概况，还要了解进出账、销售额等，因为仆人和庄头（Reeve）常常会有不忠实的行为。3如此一来，领主的经济收益日趋向好，在13世纪晚期达到顶峰。

再次，中世纪中期英国教育的进步使受教育群体的规模逐渐扩大，为庄园管理变革奠定了文化基础。拉丁文是中世纪教俗管理中的常用语言，凡需记载和留存的文件都用拉丁文书写。诺曼征服后，英国教育快速发展，培养了一批能熟练使用拉丁语的学员，为庄园管理的书面化提供了书记员。14世纪以前，除贵族教育和学徒教育外，英国教会控制着所有教育机构。1179年第三届拉特兰宗教会议（Council of the Lateran）决定，“每所大教堂都应有一位教师负责免费教授教会人员和贫穷的学习者”。4该规定在1215年第四届拉特兰宗教会议上被重申。此项规定不仅提高了教会人员的文化水平，而且为部分穷人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在中世纪，通过接受教育成为教士是维兰摆脱奴役束缚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使部分维兰将子女送入教堂学习。如托马斯·阿特盖特（Thomas Attegate）向司窖（Cellarer）恳求说他儿子渴望读书，希望将其送到教会学校求学，司窖考察后同意了该请求。5 1406年以前，维兰在获得领主许可并支付赔偿金后，都可以这一方式成为教士，但法律规定，若其子今后不再担任教士，其将恢复农奴身份。6截止1300年，英国人的识字率大约不到3%，其中神职人员约占一半左右。7当时，神职人员充当着社会记录者的角色，“无论是主教精美的登记簿，还是卑微的庄头的账簿，大多数都是由神职人员用拉丁文书写在羊皮纸上的”。814世纪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商人开始使用拉丁语书写。此外，随着中世纪中期英国养羊业的发展，羊皮纸来源扩大，书写材料较以前更易获取，价格逐渐降低，使庄园管理的书面化成为可能。据载，1120年的沃顿（Warton）甚至没有足够的羊皮纸来抄写《圣经》（The Bible）。9 12世纪中后期情况已有所转变，羊皮纸产量大增且价格低廉。林肯的圣·休（St Hugh of Lincoln）向国王亨利二世（Henry Ⅱ，1154—1189年在位）抱怨资金匮乏以致无力购买羊皮纸抄写书籍，国王问其需要多少钱，休回答说，一个银马克就够用很久了。10 13世纪时，由于养羊业的持续扩大和羊皮纸市场需求的增加，羊皮纸的生产和供应已形成较大的产业，不同价位的羊皮纸供应市场以满足人们的需要。根据13世纪后期比利厄（Beaulieu）修道院记载可知，最便宜的羊皮纸一打仅需3便士。11总之，受教育人数的增加和日趋廉价的书写材料为社会治理的书面化转型提供了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