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早期拜占庭帝国；382年和约；战略安全

在378年的亚德里亚堡（Adrianople）之役中，早期拜占庭帝国东部皇帝瓦伦斯（Valens，364—378年在位）败死于哥特人（Goths）之手。临危受命担任东部皇帝的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379—395年在位）在此后3年的战争中未能以武力平定哥特人，最终双方在382年达成和约。一般认为，和约中的条款同意这些越过多瑙河（the Danube）的哥特人群体居住于色雷斯（Thrace）与马其顿尼亚（Macedonia）等地区，与此同时他们也必须承担向帝国政府缴纳赋税的义务，还应當为帝国军队服兵役。

自382年和约订立之日起，和约对帝国战略安全的影响便引起了关注与争论。383年1月1日，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元老院元老，狄奥多西一世宫廷中的高官泰米斯提乌斯（Themistius）在皇帝面前发表演说，热情赞美狄奥多西一世与他所选择的议和官员以更为仁慈的措施为帝国重新带来了光荣的和平。1在宗教信仰上与泰米斯提乌斯同属多神教徒的4世纪作家尤纳匹乌斯（Eunapius）则对此持相反看法，虽然在现存的断简残章中没有留下直接提及和约的文字，但当尤纳匹乌斯在批评皇帝用尽一切邪恶手段导致“国家的毁灭”时，2将狄奥多西统治时期“蛮族逐渐毁灭了色雷斯”作为其罪状之一，3显然是对上述和约持否定态度。在基督徒史家中，对这一和约所导致的后果也各有看法。生活于4世纪后期至5世纪前期君士坦丁堡的教会史家苏格拉底（Socrates of Constantinople）盛赞“经由上帝意志的特准，蛮族部落臣服于他”，4但他一方面对382年和约本身保持沉默，另一方面又攻击瓦伦斯同意哥特人居住于色雷斯并希望从哥特人中招募士兵，是“罗马帝国接下来许多灾难的起源”，5两者结合，显然不能认为苏格拉底对于382年和约条款持正面态度。活跃于5世纪前期西部帝国辖区的基督徒奥罗修斯（Orosius）则对这一和约大为赞赏，认为该和约导致所有哥特人将其自身置于罗马的统治之下。6作为哥特人，6世纪基督教史家约达尼斯（Jordanes）则宣称和约令哥特人军队与帝国军队融合，显然是一件可称颂的好事。

近现代学者对于382年和约于帝国战略安全的影响，意见也并不统一。20世纪初的学者认为，382年和约在当时毫无疑问是狄奥多西一世的胜利，但对帝国而言这只是暂时的和平，因为作为帝国军队的征服者，哥特人不可能习惯于和平的定居耕作生活，而大群哥特人在保持其自身政治结构的情况下定居也意味着不可能让他们融入帝国。8琼斯（A. H. M. Jones）指出，和约同意哥特人在保留其政治与军事团结的情况下定居于帝国境内，是与先例的重大决裂，因此结果具有灾难性。9李（A. D. Lee）认为，定居于帝国境内的哥特人被允许在自己的族群首领监护下生活，这就意味着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享有自治权。10希瑟（P. Heather）认为，382年和约虽然表面看来是哥特人的投降，但也不能被认为是帝国的彻底胜利。11惠特克（C. R. Whittaker）认为，382年和约是首次对“蛮族”作为独立团体居住于帝国之内给予了官方认可。12甚至有学者认为382年和约标志着罗马帝国的灭亡与中世纪的开始。

综上所述，从382年和约签订至今，史家与学者对于382年和约本身对帝国的具体影响意见纷纭。总体而言，近现代学者的意见与早期拜占庭帝国如尤纳匹乌斯这样对基督徒皇帝狄奥多西一世评价较低的作家有相似之处，认为382年和约从长期来看对帝国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

在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之前，需要清楚的是，正如任何和约一样，382年和约的达成显然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哥特人虽可以给帝国以重创，但却无法颠覆帝国的统治；帝国在378年战役后元气大伤，因此也无法通过战争压服哥特人。382年和约在本质上是帝国与哥特人对当前双方僵持局面的承认与合法化。在这种局面下，帝国承认在当时的战略与政治环境下无法通过战争压服哥特人，哥特人也承认在当时的困境下已经不可能仍然通过战争与劫掠维持生计。双方的困境成为382年和约成立的背景，382年和约不仅令双方暂时摆脱了眼前的困境，而且为双方进一步的合作提供了契机。从军事角度来看，382年和约是否能够被视为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也是存在疑问的。无论是从帝国的角度观察，还是从哥特人的角度考虑，382年和约都并未改变帝国边境防卫建设的方向与趋势，实际上，和约本身正是自罗马帝国长期以来维持战略安全惯用做法的显示，同时也符合包括哥特人在内的帝国周边“蛮族”与帝国合作的主流路径。在这一基础之上，本文拟结合史料与前人研究成果，就382年和约对早期拜占庭帝国战略安全的影响加以初步考察，以就正于方家。

一、382年和约并未导致哥特人自治体的出现

如同许多学者一样，惠特克认为382年和约同意了哥特人之前提出的作为自治的同盟者居住于帝国境内的要求。1正如前述，不少学者认为，382年和约允许哥特人在其首领治理下居住于帝国境内，因此造成严重后果，令哥特人成为色雷斯地区独立的军事势力。这一判断的缺失之处在于，关于哥特人在自己领袖治下在帝国境内以自治形式生活本就是推论，至少到现在为止，无论在文献、史家记载或是铭文等材料中，均未曾发现382年和约的正式文本。史家对该和约的了解主要是依据泰米斯提乌斯在颂辞中为狄奥多西一世歌功颂德的话语。2关于和约的精确条款则是无法确定的。3正如学者所言，除了泰米斯提乌斯的夸张描述外，与该条约有关的实际证据极少，实际上现在真正能够确认的与此相关的事实是，自亚德里亚堡战役后曾威胁巴尔干半岛（Balkan Peninsula）的这部分哥特人在382年后暂时不再是一种威胁，而当代学者都同意哥特人的威胁在382年已经结束。4因此，从现存史料来看，很难确认这些定居在色雷斯的哥特人是否具有自治身份，或者这种自治是否达到成为独立实体的程度；或者，即使他们具有自治地位，也无法确认哥特人的这种自治究竟是由和约的条款所造成的，还是当他们居住于帝国境内之后，由于此后现实的战略或政治环境所造成的。

上述论断的不合理之处还在于忽视了哥特人当时的实际情况。曾经率领哥特人越过多瑙河的所有领袖在382年之前均已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失去首领正是哥特人最终接受与帝国缔结和约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能够团结大部分哥特人的新首领在382年显然还未曾出现，至少笔者目前在现存史料中找不到他们可能存在的迹象。因此，认为382年和约令哥特人成为在自己首领率领下的自治团体的观点至少在和约缔结的382年是缺乏根据的。当然没有理由否认哥特人内部各个小群体、各个分散的部族首领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在382年或其后的一段时间，哥特人显然并未成为一个统一的、在一个或几位领袖统领下能够对抗帝国的自治体。

此外，在382年和约签订时，哥特人所存留的力量也不足以在面对帝国时实现其自治。根据传统说法，376年来到多瑙河北岸请求渡河的哥特人，据说男女老幼人数达20万。1这20万人经过378年亚德里亚堡之役、围攻亚德里亚堡与君士坦丁堡 之役、2 380年与狄奥多西一世新军的战斗、3 380年至381年与西部皇帝格拉提安（Gratian，375—383年在位）军队的战斗以及一系列小规模战役后，4即使有来自于多瑙河北岸的其他哥特人的补充，其规模必定不比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