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希腊化时代；巴比伦；埃萨吉尔神庙；古代政治

公元前4世纪后期，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前336—前323年在位）征服了阿黑美尼帝国（Achaemenid Empire，前559—前330）。此后，亚历山大帝国境内的公职大多由希腊人和马其顿人担任。塞琉古帝国时期（Seleucid Empire，前312—前63），这一情况基本保持不变。塞琉古一世（Seleucus I，前305—前281年在位）立国之初，巴比伦（Babylon）被定为国都。至公元前3世纪早期，国都迁往新建成的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Seleucia on the Tigris）。然而，塞琉西亚的重要性主要在于政治层面，在巴比伦尼亚（Babylonia）本土的文化和经济领域，巴比伦依然保持着极大的影响力，且还是巴比伦尼亚行省的中心。

希腊化时代是两河流域文明最后一段以泥板为书写载体的时期，因而长久缺乏亚述学界足够的关注。直至上世纪70年代，亚述学家厄斯纳（Joachim Oelsner）、麦克伊恩（Gilbert J. P. McEwan）、范德施拜克（Robartus van de Spek）和博伊（Tom Boiy）等才开始在这一领域进行开拓性的研究。1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希腊化时代，马其顿统治者允许巴比伦尼亚的本土居民继续按照他们的传统法律和习俗生活，并给予主要城市自治的权力。通常情况下，国王和地方官员以通信的方式与巴比伦尼亚各城的本土行政与宗教机构商议地方政事。因此，在希腊化时代的巴比伦，领导着这座城市的依旧是其传统的领导者——埃萨吉尔神庙（Esagil）内的本土精英。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本文将以雷曼泥板（Lehmann Tablet）为主要材料，进一步分析希腊化时代巴比伦城政治活动中的组织结构及其运作形式，即在一个新的跨文化区域的帝国统治下，巴比伦城的本土精英在适应新的外部环境的同时，如何维护自身与巴比伦城的宗教、政治传统和经济利益？又如何面对新的统治者和移民所带来的挑战？

本文所聚焦的一手材料雷曼泥板（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 86.11.299号）和另一块泥板残片（大英博物馆BM 47926号），2是同一篇文本的两个抄本。3文本主要内容是公元前236年3月21日（塞琉古纪年第75年阿达尔月[Adaru]第8日）巴比伦埃萨吉尔神庙的领导人“沙塔穆”（šatammu）的讲话和相应的集会议事记录。讲话中，“沙塔穆”向集会成员们宣布了安条克二世（Antiochus II，前261—前246年在位）向巴比伦人捐赠土地和免除税赋的决定。根据内容可知，这篇文本原本刻在石碑上，现存的两块泥板都是后期的抄本。其中，雷曼泥板写成于事件发生64年之后，即公元前173/2年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IV，前175—前164年在位）统治时期。雷曼泥板正反面共57行，大英博物馆藏残片正反面共41行，二者互补所形成文本的长度在希腊化时代的泥板文书中较为少见，也是极少数记载了塞琉古帝国统治者与巴比伦城市政治互动过程的资料。

一、谁是“巴比伦人”

在雷曼泥板的开头，书吏这样写道：“第75年，阿达尔月第8日，塞琉古（二世）为王。涅伽尔特西埃特尔，埃萨吉尔神庙的‘沙塔穆’，贝尔伊卜尼之子，对巴比伦人、埃萨吉尔的集会讲话……”4这短短的两行文字中，就包含了希腊化时代巴比伦城市政治最重要的人物和组织，即埃萨吉尔神庙的“沙塔穆”、集会和“巴比伦人”。其中需要注意的是，文中的“巴比伦人”（泥板原文：LÚEKI.MEŠ；阿卡德语转录：Bābilāya）所指为何？在公元前一千纪中后期的泥板文书中，最常用于指称巴比伦居民的表述并非“巴比伦人”，而是“巴比伦之子”（苏美尔语：LÚDUMUMEŠ EKI；阿卡德语：mārū Bābili）。为数不多使用“巴比伦人”说法的文本中，最为人所知的是新亚述时期文学作品《给王子的意见》（Advice to a Prince）。1在这篇作品中，书吏借用两河流域传统的预言文体，要求国王保护尼普尔（Nippur）、巴比伦和西帕尔（Sippar）居民的地位和权益，不向他们征税，也不征用他们服徭役。其中一条这样写道：

如果他从巴比伦之子那里拿取了银子，并将它纳入自己的财产；或者如果他听闻了涉及到巴比伦人的诉讼，并将它草率地处理了，那么马尔杜克，天地之主，将会站在他的敌人那边，并且将他的产业和财富都给他的敌人。2

这一段中不仅出现了“巴比伦人”（Bābilāya）一词，而且表明它可与“巴比伦之子”相互替换。此外，这篇作品也说明在公元前一千纪，“巴比伦人”或“巴比伦之子”的身份不仅代表人物的出身，也是具有法律意义的群体的统称：具备“巴比伦人”或“巴比伦之子”这一身份的人拥有特别的权利。在亚述学界，学者一般将这两个短语译为“巴比伦人”（Babylonians）或“巴比伦市民”（the citizens of Babylon），但是对其内涵尚未有定论。卢茨（Henry L. F. Lutz）認为，他们是由城市管理官员组成的特殊阶层。3圣尼科洛（Mariano San Nicoló）则认为“巴比伦之子”相当于汉穆拉比法典中的“阿维鲁”（awīlum），即不受约束的自由民。4公元前一千纪，巴比伦尼亚的其他城市如乌鲁克（Uruk）也有同样的市民称呼。伦格尔（Johannes Renger）指出，新巴比伦时期（Neo-Babylonian Period，前626—前539）乌鲁克的市民即城市上层社会的成员。5屈美尔（Hans M. Kümmel）则认为乌鲁克市民指的是主神庙埃安纳神庙（Eanna）中重要的代表人物。6弗雷姆（Grant Frame）在回应这一问题时则这样写道：“具体谁有资格参加集会并不明确，不过大概是市民才可以参加。”

尽管弗雷姆没有阐明“巴比伦人”或“巴比伦之子”的具体含义，但是他将这一身份与城市的集会联系起来，说明这一身份并非仅仅表示它所指对象的个人认同和社会地位，可能在城市的政治生活中也具有实际意义。“巴比伦之子”和“巴比伦人”在泥板文书中的频繁出现说明，无论是贵族、精英还是平民，巴比伦人的认同首先建立于他们的城市之上，而非国家、国王或神祇。城市被看作政治实体，对市民负责，为市民提供保护。这种观念并非巴比伦所独有，而是在巴比伦尼亚广泛存在。这一观念反映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如公元前一千纪后期的《乌鲁克的预言》（The Uruk Prophecy）。8文中包括对未来数位国王的预言，其中多数昏聩无能，只有最后两位国王被描绘成合格的君主。文本塑造了一位理想的统治者的形象，作为对国王作为之优劣的评判标准，反映了巴比伦尼亚知识精英对于统治者的期许。值得注意的是，这篇作品中出现了与“巴比伦人”写法与含义都非常相似的“乌鲁克人”（UN.MEŠ šá UrukKI）这一指称，文本内容也明显地表现出乌鲁克人的优越和他们对巴比伦的敌意。这说明巴比伦尼亚地区城市政治身份的排他性，也反映了当时城市身份对于巴比伦尼亚城市居民的重要程度。

回归雷曼泥板本身，在此类涉及政治事务的泥板文书中，“巴比伦人”通常是以这样的形式出现的：人名，埃萨吉尔神庙的“沙塔穆”+巴比伦人+埃萨吉尔神庙集会（PN+LÚŠÀ.TAM É-sag-gíl u LÚEKI.MEŠLÚUKKIN šá É-sag-gíl）。这一惯用写法有两种解读方式：1.将“巴比伦人”和“埃萨吉尔神庙的集会”视为同位语，即认为“巴比伦人”就是“埃萨吉尔神庙集会”的成员；2.将“巴比伦人”和“埃萨吉尔神庙集会”视为不同对象，这意味着在“沙塔穆”和集会之外，还存在“巴比伦人”这一主体。书写时，连词“和”（阿卡德语：u）只在“沙塔穆”和“巴比伦人、神庙集会”之间出现，而后两个短语之间并没有出现连词。范德施拜克因此将后半部分译为“来自埃萨吉尔神庙的集会的巴比伦人”，2而博伊则认为二者相互独立，应当分别译出。3后一观点在其他泥板文书中得到印证，例如在希腊化时代巴比伦的天文日志中，有时只出现“沙塔穆”和“巴比伦人”，集会则在文本中缺席。4因此，虽然“巴比伦人”和集会在人员组成上相互重叠，但在政治活动中，这两个概念并不完全相同。

通过对雷曼泥板开篇的分析，本文认为，在希腊化时代的巴比伦，“巴比伦人”是城市政治生活的重要主体之一。他指的是所有生长在巴比伦城、拥有稳定的居所和生业的自由居民，且这一身份是代代相传的。从政治角度来看，他们是代表巴比伦、维护自身和城市利益的本土居民的集合；从法律角度来看，他们是城市中的自由民，并不只限于上层人士。丹达马耶夫（Muhammad Dandamayev）考察了公元前一千纪泥板文书中出现的“巴比伦人”和“巴比伦之子”的出身、职业以及他们的交易和诉讼，发现自称“巴比伦人”或“巴比伦之子”的人并非完全来自神庙，还包括佃农、金匠、银匠、厨师等不同职业和地位的人。这种情况可能一直延续到希腊化时代。因此，在当时的巴比伦，即使人们社会地位截然不同，但都可以是“巴比伦人”的一分子。雷曼泥板后文也出现了“巴比伦人的集会”这一说法，说明成为“巴比伦人”是进入集会的必要条件。集会的成员来源于“巴比伦人”，且与神庙及其“沙塔穆”拥有更紧密的关系，在决策过程中有时可以代表“巴比伦人”与统领城市政治经济决策、负责传达国王意见的“沙塔穆”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