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史学；朝鲜
20世纪上半叶，殖民统治、民族独立、反抗压迫等多重现实与诉求在殖民地朝鲜共存，1学者渴望掌握科学系统的理论与学说以回应社会关切、探求民族出路。殖民地时代初期，诞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传入朝鲜，随即引发历史学者的强烈关注。唯物史观深刻影响了朝鲜的历史书写实践，最终在殖民地朝鲜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一全新的历史编纂思潮。可以说，民族主义、殖民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交织共存，是殖民地朝鲜史学的特征。2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关注，指导朝鲜史学者从社会经济史的视角出发，探究社会形态的演替规律及推动历史发展的生产力因素，为近代朝鲜史学实践贡献了不同于民族主义史学的研究视角，丰富了朝鲜历史书写的外延。不可否认的是，囿于时代因素和学术因素的制约，殖民地朝鲜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存在明显的局限，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阐发能力有限，在将既有理论应用到史学实践的过程中，存在生硬与牵强的情况。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者是否建构起了一套系统成熟的研究理论与朝鲜历史谱系，尚有待后议。即便如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朝鲜的传播与实践，展现了殖民地学者对社会历史规律的思考与求索。这对于观照朝鲜史学的发展样态意义突出。相关成果或从哲学视角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与社会主义运动，1或是针对单个马克思主义史家或史学论题开展专题研究。2这些已有成果未能全面审视殖民地朝鲜马克思主义史学看待社会历史的观点，因而无法准确把握这一史学思潮的动态发展过程，对朝鲜半岛历史书写与体系建构所具有的意义。本文通过梳理殖民地朝鲜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历史编纂，明确马克思主义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情况及其对史学发展进程的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殖民地朝鲜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朝鲜的诞生，脱胎于激荡的时代变局与深重的民族危机。1910年《韩日合并条约》的缔结，导致朝鲜半岛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反抗殖民统治、谋求民族独立成为朝鲜有识之士的时代使命。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人道主义”“正义”“改造”等理念传入朝鲜，3激起了朝鲜人的斗争精神与抗争意识。1919年，朝鲜爆发了大规模的民族解放运动——“三一运动”，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阶级基础。这时，朝鲜已有学者开始公开谈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朴殷植曾盛赞俄国十月革命：“高举红旗、埋葬专制、广泛传播正义、宣扬各民族的自由与独立。”4社会主义革命天然具有的斗争性与独立自主指向，契合了朝鲜人改变殖民地现状的诉求，朝鲜已具备引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础与接受可能。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随着日本殖民文化的输出而进入朝鲜。作为东亚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开展社会主义运动的国家，5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在东亚处于领先地位。幸德秋水、堺利彦、河上肇、山川均等人的相关译介，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东亚的传播贡献卓著。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客观上使得日本成为朝鲜学者获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来源国。一则，朝鲜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环境相对宽松。自1911年朝鲜总督府颁行《朝鲜总督府留学生规程》，6细化官费和自费留学的管理规程，朝鲜青年赴日求学逐渐迎来高潮。二则，日本在朝鲜推行殖民地化的日文教育，朝鲜学者多数具有日文读写能力，与德文、英文相比，阅读日文著述的难度降低。因此，朝鲜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在日本学术体系中接受教育的左翼学者。7 20年代初，朝鲜报刊登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文献，即译自日本学界的相关译本。1921年3月，《我声》创刊号上刊登马克思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该文转译自堺利彦的日文译本；1922年5至6月，《东亚日报》连载《马克思思想概要》，即摘译自河上肇所著《近代经济思想史论》一书的第三章。1由此可见朝鲜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建构初期的日本影响。
也正是在此时期，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看待社会历史的观点，进入了朝鲜史学者的视野。1920年8月，《开辟》杂志率先刊登《马克思与唯物史观的一瞥》一文，嗣后《我声》《朝鲜之光》等刊物陆续刊载多篇介绍唯物史观的研究成果。2白南云也曾自述，他以唯物史观开展朝鲜史研究最早是在1922年。3但此时，朝鲜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大多是泛化的唯物史观推介，与史学研究仍有距离。尤其是1925年之后，日本开始在朝鲜实施《治安维持法》，对言论、出版以及学术研究实行严苛限制，朝鲜人丧失了讨论的自由，甚至不能随意保有书籍，这阻滞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朝鲜的发展进程。
进入20世纪30年代，朝鲜史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突破了“学理”阶段，能够运用唯物史观论述朝鲜历史问题。1933年，白南云《朝鲜社会经济史》出版。它被视为朝鲜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4该书被列入日本改造社出版的《经济学全集》，其学术性与专业性获得了学界的认可，尤其对朝鲜经济史研究具有的开创意义，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讨论。《东亚日报》称此书的出版是“朝鲜经济史研究第一次经由我们之手实现”。5日本学者四方博评价“朝鲜的综合经济史研究自此迎来新的开始”。6嗣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朝鲜迅速发展，李清源的著作《朝鲜社会史读本》（1936）与《朝鲜历史读本》（1937）、金洸镇的文章《高句丽社会的生产样式——以国家的形成过程为中心》（1937）等相继面世。以白南云、李清源、金洸镇等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力量在朝鲜迅速壮大，一时间成为与民族主义史学、殖民史学并行的史学新思潮。
但是，在日本殖民当局的打压下，朝鲜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黄金期转瞬即逝。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將朝鲜纳入战后基地，为彻底消弭朝鲜民众的反抗之心，实施了更为严格的学术审查检定制度，给历史研究带来重创。1938年3月，白南云被逮捕，理由是他试图通过讲义、著述、讲座等形式实现共产主义。1940年12月，他被判处两年徒刑，缓刑四年。7白南云在写作《悔悟录》（1938）、《感想录》（1939）、《年头所感》（1940）等文章后，因环境所迫，不得不暂时终止历史研究。而另一代表性学者李清源自1938年5月后从学界隐身，投身革命运动，并于1940年5月在日本东京被捕入狱，直至1944年6月才获准释放。金洸镇也在1939年春天回归故乡平壤，直至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才复归学界。综合来看，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朝鲜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者几乎已经无法继续公开进行学术活动，白南云、李清源等主要学者的相继隐退，标志着殖民地朝鲜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暂时陷入沉寂。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的关系
20世纪前半期，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朝鲜历史编纂学主要有3种思潮：除却日本殖民者为同化朝鲜而推行的殖民地史学占据官方主导地位外，还有朝鲜学者主导宣扬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史学，与作为一种现代化理论能够与民族主义史学、殖民地史学都形成通路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交互成长。1作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开展历史研究的新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民族主义史学在指导思想上有本质区别，这决定了不同类型的学者在开展史学实践时的方法论和看待社会历史的角度会存在分歧，但注重对现实问题溯源和“史学救国”的社会责任，是二者都具备的核心要义。在民族危机之下，这两种思潮的史学者均从不同的角度对殖民地的社会现实进行积极思考与回应，故而马克思主义史学能够同民族主义史学形成深层关联和共鸣。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开展的大潮下，朝鲜学界兴起了旨在关注朝鲜传统历史文化的朝鲜学研究热潮，并发展成为囊括民族主义史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者在内的学术运动——“朝鲜学运动”。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在一系列建构韩民族认同的史学实践活动中，展现了既合作又对立的双重关系。
对朝鲜传统文化和历史积淀的价值认可，是触发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民族主义史学产生学术共鸣的关键因素。民族主义史学将历史认同视作凝聚民族认同的思想基础，因此学者们埋头于挖掘韩民族自身的文化与历史传统。1933年，安在鸿、郑寅普等民族主义史学者高呼“先知己，其后方能知彼”，倡导并发起了旨在“了解朝鲜”的“朝鲜学运动”，围绕檀君神话以及李舜臣、丁若镛等历史人物展开研究与宣传活动。2值得关注的是，以白南云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者同样积极响应“朝鲜学运动”的号召，与民族主义史学者进行了频繁的学术合作与交流，使得“朝鲜学运动”一度成为20世纪30年代涵盖史学界各思潮学者参与的学术活动，对传统文化的阐发与发扬意义重大。1935年7月，《东亚日报》刊登讲座预告，邀请对丁若镛（号茶山）的思想学问有特别造诣的郑寅普、玄相允、白南云3位“史界权威”，创建“丁茶山逝世百年记念”专栏，3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者白南云同民族主义学者的学术合作。1935年8月，《新朝鲜》刊物推出《丁若镛特辑》，郑寅普、安在鸿、白乐濬、白南云等人参与撰文。白南云在《丁茶山百年祭的历史意义》中盛赞丁若镛是“近世自由主义的先驱”。4申南澈也强调开展朝鲜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朝鲜学的出发点在于批判地分析朝鲜当下面临的问题，指出“朝鲜学研究应从历史研究开始”。5金台俊同样对“朝鲜学运动”做出积极评价，认为其扭转了民众心中“朝鲜”即是落后、封建象征的刻板印象，成功发掘出朝鲜传统历史文化的价值：“以前提到‘朝鲜的’就会很抗拒，认为朝鲜学研究是逃避现实的行为，现在已恍如隔世。”6 1935年7至8月，金台俊以笔名天台山人在《朝鲜中央日报》上连载《真正的丁茶山研究之路》，7探索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丁若镛研究，对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朝鲜历史研究做出了有益尝试。
即便如此，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在建构朝鲜历史文化认同方面并非是同质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朝鲜历史研究应在坚持科学性的基础上展开，反对民族主义史学强调民族特殊性，神话本民族的起源；民族主义史学重视从宏观上叙述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国家的兴起，1发扬民族特征、加强民族内部连接是其形塑韩民族认同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民族主义史学家在开展“朝鲜学运动”的过程中，格外注重宣扬以檀君为代表的民族文化符号，2强化檀君是韩民族血缘始祖、檀君朝鲜是半岛历史源起的认知。这种做法，意在唤起民众对韩民族自古以来就具有特殊民族起源的自信心，却遭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者的猛烈批判。马克思主义史学者认为檀君文本具有强烈的神话色彩，难以作为信史，民族主义史学者不加考辨即采信无确切史料依据的檀君朝鲜说，违背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原则。申南澈曾公开指出民族主义史学者的檀君研究是非科学的、充满神秘色彩的，“他们对朝鲜民族的始源认知，是从毫无证据的檀君神话开始的”，而之所以出现此种学术现象，其症结在于民族主义史学非科学的文献史料研究方法。科学的历史研究，“要经过多重的文献考证，再综合比对古迹、文物遗址、金石文方能得出结论”。3白南云也抨击民族主义史学者是故意神化朝鲜文化，试图在东方文化中脱颖而出，这种“幻想出来的独立性”是不可取的。4同时，他对檀君神话的出现原因进行了社会经济层面的阐析，认为檀君神话的产生展现了农业共同体的崩溃过程，是生产力飞跃发展的体现。5为了更直接地阐明半岛的历史谱系并非始于檀君，他借鉴马克思对原始氏族社会的研究范式，对檀君以前的数万年历史进行了详细叙说，试图以唯物史观的话语体系解释韩民族的历史缘起，起到了将神话传说从朝鲜历史谱系中剥离的作用，在彼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大致而言，殖民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民族主义史学是亦敌亦友的关系，二者在学术旨向和研究目的上可以同路而行，但在具体的研究方法论上却大相径庭。除李清源等少数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者外，6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将朝鲜社会发展的动力寄托在朝鲜历史中，关注传统历史与文化，期待从中寻找社会能动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建构起韩民族独立发展的历史逻辑，这使得他们的研究与民族主义史学同频共振，对形塑历史文化认同做出贡献。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者坚持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原则，反对民族主义者对史料的无甄别采信与盲目演绎，这突显了两种史学思潮在指导思想与研究方法上的区别，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提高近代朝鲜史学研究科学性的价值所在。
三、殖民地朝鲜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践
（一）普遍与特殊：关于朝鲜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在殖民地朝鲜，马克思主义对朝鲜历史书写的最显著影响，是将社会形态的演进作为历史发展的线性逻辑，给朝鲜历史带来全新的分期依据。传统朝鲜史学与中原王朝史学同源同流，多采用编年体编纂史书，以王朝的演进作为时间线索进行历史书写。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史学思想的传入，大韩帝国末期编纂的国史教科书已经出现了上古、中古、近世等受西方史学影响的历史分期方式，1逮至马克思主义史学勃兴，唯物史观的历史分期理论进入了朝鲜学者的研究视野。1859年，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大体来说，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2他运用原始氏族社会、古代奴隶社会、中世纪封建社会、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等社会形态概念，对人类历史进行宏观划分。这是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分期的基本观点。朝鲜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者普遍接受此種历史分期理论，尝试在以社会形态为主线的基本架构下开展历史书写。由于朝鲜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影响朝鲜社会形态的土地所有关系与生产力因素的理解不同，导致他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话语论述朝鲜历史分期的过程中，难免出现意见分歧。他们分歧的焦点，集中于朝鲜半岛何时由奴隶制阶段进入封建制阶段。
其一，广泛认可新罗统一半岛南部对朝鲜社会形态演进带来积极的推动。白南云等将新罗建立统一政权视为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换的关键。他们认为《三国志》的《马韩传》与《扶余传》中出现的“下户”是奴隶阶层，3并据此推论三韩时期是“奴隶制国家的萌芽”，4这种奴隶制社会形态发展至三国时期，构成了社会经济的基础。因此，三国时期的社会形态仍然是奴隶制。5直至新罗统一半岛南部以后，同唐朝的接触密切且频繁，在中原王朝的经济辐射与影响下，促使半岛的社会形态逐渐向封建制转变。6至高丽王朝立国后，实现了土地的国家所有，这时社会形态转变为“土地国有制基础上的亚细亚封建制”，7意味着封建制度已经确立。此说被多数殖民地朝鲜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者所接受。其二，由于对高丽王朝土地所有关系的不同认知，朝鲜王朝建立后才确立封建制的观点在彼时的朝鲜史学界拥趸甚众。持此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者普遍主张奴隶制对朝鲜社会形态的影响力是莫大的，继新罗之后建立政权的高丽王朝仍然是奴隶社会。李清源认为，高丽王朝的经济制度是农奴制，直至高丽王朝中期爆发的农民叛乱、武臣之乱成为半岛确立封建制的契机，蒙古的入侵则对高丽农奴制的终结起到了决定作用。因此，高丽王朝末期才开始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
马克思主义史学者在讨论朝鲜历史分期问题时，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应用于朝鲜史学实践的过程中，出现了观点分歧。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于朝鲜的早期阶段，学者对既有理论体系的理解存在生涩僵硬之处，且在平衡理论的普遍性与朝鲜历史的特殊性之间缺乏经验。因此，当他们尝试将以欧洲为模本的历史分期理论原封不动地套用在朝鲜的历史实际时，产生争议就在所难免了。
（二）亚细亚即封建：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
在呈现殖民地朝鲜史学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之前，首先需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做大致阐释。马克思在1859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不仅提出了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经典论述，而且按照普遍的历史进步观念将其列入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初形态，以此建构人类历史演进的逻辑序列。1在这里，马克思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概指一切文明民族在其历史初期都曾经历过的一个阶段，并不因有“亚细亚”之名而局限于某一特定地域。2但是，马克思对东方世界的认识，仍无法摆脱基于欧洲历史经验的普遍史观。在马克思眼里，东方社会的特征，诸如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保存较为完整的土地公有村社制度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等，只不过体现了东方社会的落后，“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3因而，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基本上是立足于西方的普遍史观的视角，带有较为明显的西方进步观念和欧洲中心论的痕迹。4尤其是他认为东方世界长期缺乏发展的内生动力，需要外力介入才能实现革命的观点，同日本殖民史学对朝鲜历史做出的停滞性、他律性论断存在相似性，5这也埋下了殖民地朝鲜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难以完全克服日本殖民史学的学术隐因。
朝鲜马克思主义史学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有共性也有差异，最为突出的共性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认知基本实现了统一，将其理解成亚洲特有的封建制度，对朝鲜来说即是朝鲜历史上的封建制。这其中又包含着两层意义：一是封建性。李北满最早做出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封建制的论断，他在描述朝鲜的封建制度时，称其是“马克思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一词所指称的形态”。6白南云曾从四个方面阐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内容：“政治上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土地财产的公有制、灌溉及水利由地方官厅管辖、国家官僚阶层的支配关系。”7他认为政治形态上的中央集权制、经济形态上的土地公有制构成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内涵。可见，朝鲜学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界定已经套用了封建制的特征，也就是说，在他们的观念中亚细亚生产方式便等同于封建制。二是亚洲性。朝鲜学者并未将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作人类社会普遍经历的初期階段，他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包含明显的地域特征，将其视作亚洲式的封建制。白南云曾表示：“以当今史学理论的最高水准来观照亚细亚生产方式，其是与欧洲对应的亚细亚式的封建制度。”8李北满强调亚洲与欧洲在封建制度上的不同，“在亚洲是作为封建组织的国家将土地和家畜等辅助生产手段配赋给农民，而在欧洲则是由领主向个人土地所有者配赋”。9虽然这种对亚洲特殊性的认识能够弱化理论的公式性，促使学者思考既有理论在朝鲜历史上的实际适用问题，使他们意识到“不能机械地套用欧洲封建制度的原理”。10但是，其更突出的表现则是强化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中原始具有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朝鲜学者更倾向于在地理维度上将“亚细亚”限定在亚洲这一东方世界的范畴，将朝鲜的封建制解释为西欧封建制的变型，是具有强烈“亚细亚”特征的封建制，其中暗含了亚洲落后的学术逻辑。
马克思主义史学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认知差异，更多地表现为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确立时期的不同意见，其时间跨度涵盖自朝鲜半岛三国时期直至朝鲜王朝这一较长时段，并从土地所有关系、统治阶层意志、生产关系等角度各自成说。其实，这一分歧源于学者们对朝鲜半岛历史分期的争论。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被等同于封建制度，因此，这一问题就被转化为对朝鲜半岛封建制度是何时确立的追问。李北满最先提出半岛在新罗统一时期已经确立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主张。他认为新罗统一初期已经实现了土地公有制形态，由此可以判定亚细亚生产方式已经确立。1但是，白南云却认为三国时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期，亚细亚生产方式虽已萌芽，但社会形态仍为奴隶社会，直至高丽王朝时期封建制得到确立并发展，才确立起亚细亚生产方式。2这也与他在朝鲜半岛历史分期问题上的观点保持一致。李清源曾撰文赞同白南云所主张的三国时代并非亚细亚生产方式之说。3与白南云的观点有所不同的是，李清源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确立时间当延后至朝鲜王朝时期，在朝鲜王朝的建国过程中两班贵族拥有了政治上的支配权，成为社会秩序的组织者，建立了封建制的国家，这才确立起亚细亚生产方式。
殖民地朝鲜马克思主义史学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暴露出他们在“学理”层面的缺陷。学者们普遍从单一维度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加以理解，将其简单等同于封建制。虽然，他们意识到了西方和东方在发展模式与历史实际上存在不同，不能单纯地套用西欧封建制理论。但是，他们却止步于此，并未深入阐发亚细亚生产方式在朝鲜半岛的具体表现形式与发展轨迹，也就未能针对朝鲜半岛历史实际形成一套系统化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同时，由于朝鲜马克思主义史学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认知带有东方地域性特征，导致他们的研究很容易陷入东方世界原本就落后于西方、其历史发展需要外力介入方能实现发展的逻辑之中，这同日本侵略朝鲜的殖民逻辑有相似之处。因此，他们在试图反驳日本学者带有强烈殖民目的性的学术论断时，常常难以自圆其说，甚至会在批判朝鲜半岛历史封建遗存的过程中，重新确认朝鲜半岛社会历史缺乏内生动力，以致于落入日本殖民主义史学的逻辑范畴。
（三）民族与种族：关于民族形成的讨论
民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词汇，它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中被多次谈及，但是“民族”这一概念对于多数学者而言还不是很清晰。5 1913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提出了影响颇大的民族近代形成说，认为“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只有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后，人们具有“共同的经济生活”与“经济上的联系”方可成为民族。6斯大林这一将民族视作近代资本主义产物的理论，在朝鲜学者中产生了不小的反响。
有朝鲜学者认同斯大林的民族近代形成说，并从两个方面阐释民族的近代性：其一，糅合民族与民族国家的概念，将民族的产生与发展时期限定在近代资本主义诞生之后。俞镇午（笔名陈伍）强调西欧的发展历程“正是说明了民族的成立源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他基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历程，做出“民族的形成是伴随着民族国家发展”的论断。7可见，俞氏对民族的概念厘定是以近代歐洲民族国家为发展模型而做出的。因此，其所谓的民族便是民族国家诞生后的产物。其二，赞同斯大林对“共同的经济生活”在民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强调民族的本质是经济共同体，淡化民族的族群属性与血缘关联。李清源曾借用恩格斯所提出的“小民族”的概念，以区别于近代资本主义诞生后产生的“民族”之概念：“小民族”的“产生是从氏族社会崩溃时期开始的，各氏族成员在一定区域内混居，构成生产体”。1他认为近代形成的民族是以生产关系为纽带结成的经济共同体，与具有数千年发展历史的、以血缘为纽带形成的氏族共同体是不同的概念，由此将民族的概念从人类悠久的发展史上抽离出来，将其产生与发展的时期限定于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这是对民族概念中血缘因素的淡化。而且，学界还存在着反对从民族认同的角度来诠释民族共同体的声音。申南澈曾指出民族的形成是基于共同的经济基础，而并非是通过民族精神、民族魂等抽象的感情认同凝结起来的。
与上述研究趣旨相反，有史学者主张民族理应具有更为悠久的历史，并从3个方面进行讨论。一是，表明斯大林的观点只是解释了近代“民族”的形成，不应该忽视18世纪以前人类历史进程上存在的民族形成过程。李如星曾指出斯大林的民族近代形成说与民族是历史悠久的共同体的认知相互矛盾，“民族不应该单指‘近代民族’这一民族形成过程”。3二是，强调民族体现了集团共同体的自我认同。白南云重视共同体认同等情感因素在形塑民族认同过程中的聚合作用，提出“朝鲜王朝肃宗时期开始产生了‘我们’的集团意识，至隆熙年间出现了所谓的‘民族心’，这是近代意义上民族的形成”。4三是，质疑以单一标准对民族概念进行划分的合理性。金台俊认为在近代国家形成以前，已经存在不同要素影响下形成的不同特征的民族类型，因此“对某一民族进行‘前国家式’与‘国家式’的区分，是不可能实现的”。5同时，他强调影响民族形成的因素是多元的，“民族一定是基于相同地理、气候、种族等基础上，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多数人的集合”，将民族视作“文化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6
总之，上述学者之间存在的分歧缘于他们对民族概念的典型化和泛化理解：赞同民族近代形成者，将民族与种族的概念分离，弱化血缘、宗族的纽带作用，从经济范畴这一狭义的视角出发，将民族的概念典型化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认为民族具有前近代渊源者，则是对民族概念做泛化理解。他们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出发，将近代国家概念形成以前的种族历史都纳入民族的范畴，因而认为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已经存在历史悠久的种族性民族。
四、殖民地朝鲜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点
殖民地朝鲜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史学思潮，从社会经济史层面对朝鲜历史展开宏大叙述，其特点主要表现为：
其一，相信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认同包括朝鲜历史在内的人类社会是普遍按照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形态演进规律向前发展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顺序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种形态。白南云将此视作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元性规律，并强调朝鲜历史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具有同其他国家别无二致的演进历程，“根据世界史一元论的历史法则，世界各民族几乎都经历了相同的发展轨迹”，7“朝鲜民族的发展史，即便过程是亚洲式的，但社会构成的内在发展法则却完全是世界史的”。1他强调朝鲜历史的普遍性，也就自然地反对神化“韩”民族历史起源的行为，“若是被征服群自己强调自己的特殊性，这不是自力更生之路，而是不自觉地陷入了奴隶化的歪门邪道”。2这种学术逻辑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研究的科学性，并为回击日本以殖民朝鲜为目的的论断提供了思路。由于朝鲜历史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说明朝鲜具备发展的内生动力，能够在没有日本等外部力量的介入下实现自觉发展，这使殖民史学失去了立论基础。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者虽然并没有旗帜鲜明地宣扬民族独立与自决、鼓吹反抗殖民侵略，但是他们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论证了朝鲜社会的自然演进与内在生产力革新，突出朝鲜历史的主体性与发展性，在社会层面发挥出民族史学的功用。
其二，关注民族内部矛盾，从阶级斗争史的视角开展朝鲜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将阶级斗争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3朝鲜史学者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从这一立场出发展开史学实践，明确了“朝鲜历史作为世界史的一环，其性质一定是阶级斗争史”的书写原则。4同时，他们关注民族内部矛盾，将历史研究的重点从异民族集团间的矛盾扩展至“韩”民族内部，为朝鲜历史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在朝鲜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之前，民族主义史学以“韩”民族发展历程以及同异民族之间的斗争为中心开展叙事，“韩”民族集团被视作统一的整体，这难免会使学者对民族集团内部的矛盾失于关注，也导致了朝鲜历史谱系的建构是以同外民族的斗争为主线，具有激进、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和目的性。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朝鲜的出现与传播，将历史研究的关注重点集中于社会内部矛盾与生产力发展，为朝鲜历史的书写提供一种不同于民族主义史学的研究视角与思路，能够弥补朝鲜历史谱系“重外轻内”的不足，对朝鲜史学的发展与完善意义突出。
其三，有较强的移植性和硬搬的公式性痕迹。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朝鲜半岛，正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蓬勃开展的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得到完善的建构，且在世界各地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因此，当马克思主义论著及革命经验进入朝鲜后，朝鲜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由于朝鲜学者所接受的大多是国外成熟的研究理论和既有的革命纲领，其本身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经验将外来的理论进行本土化、朝鲜化，生搬硬套地移植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普遍存在的通病。即使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领军学者白南云，其方法仍不免粗糙生硬，将马克思以欧洲为模本总结出的发展模型直接套用到朝鲜史中，尤其是将希腊、罗马式的奴隶制公式化、机械地进行移植，以致于该书在出版之初即受到批判。5对此，白南云也曾做过反思，“在普遍的共同性背后是历史的特殊性”。6但是，在朝鲜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学者们过度依赖理论且急于求成，简单地将既有理论模式搬运至朝鲜历史的书写情境中来，由此导致教条僵化的局限。
其四，未能完全克服朝鲜历史发展的停滞性观点。虽然殖民地朝鲜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者认同朝鲜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与内生动力，但他们难以克服对东方世界的特殊性认知，将亚洲国家的特殊性理解为封建性与落后性，导致朝鲜历史同样难以免除停滞性的弊病，这便与他们基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得出的朝鲜历史的普遍性与内在发展性观点相悖离。因此，朝鲜马克思主义史学者的研究时常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如李清源最初主张生产力的革新“是基于朝鲜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内在发展而必然衍生出来的”，1从而肯定朝鲜社会内部矛盾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但嗣后他转而提出“在外国船只出没以前，朝鲜社会尚未出现资本家式的生产方式，在遭遇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势入侵后，朝鲜的封建构成才开始衰败瓦解”，2这便否认了朝鲜社会自主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可能性，将生产方式变革的动因完全归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朝鲜学者关于此类的论说不胜枚举，如“陈旧的共同体仅仅在崩坏之时，各民族才得以从原本的状态中脱离，实现进步”，3“在世界历史的转换期，东洋社会的现实形态展现出混血形态，作为亚洲停滞性的封建遗存依旧顽固，同时资本主义已强势占据支配地位”，4等等。尤其是在1937年之后，大多马克思主义史学者的研究难以否定朝鲜历史的停滞性论说，以自相矛盾的话语方式徘徊在朝鲜歷史的停滞性与发展性之间，很难再有学术突破。
五、结语
马克思主义史学自创立始，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探寻人类社会历史的变革规律为目标，在史学研究领域展现出强劲的理论活力。作为一种全新的、富有指导意义的史学思潮，它随着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运动，渐次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并于“殖民地朝鲜”之初传入半岛，同朝鲜史研究深度结合。唯物史观给朝鲜史研究带来了视野与范式的启发，促使学者关注社会内部发展与矛盾对立，为民族发展史的书写提供了更多的解释空间。同时，科学、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论证了朝鲜社会历史的内生动力与自主发展，为回应殖民史学提供了逻辑支撑。
但是，殖民地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理论获取渠道的周折、亟待解决的民族危机、严苛的学术审查检定制度等，导致快速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者未能在充分适应朝鲜历史实际的基础上，建构起一套系统成熟的史学逻辑与理论体系，这也造成他们无法对殖民史学提出的论断进行合理回应，甚至陷入失语状态。单纯、直接地套用历史发展公式虽然简便快捷，却并不能完全解释朝鲜历史问题，仍需探索并形成朝鲜历史发展的系统化认识。即便如此，作为20世纪上半叶朝鲜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朝鲜史学发展的影响是重大的，学者尝试在世界史的普遍性与朝鲜史的特殊性、朝鲜史的前近代与近代的连续性、历史发展的自发性与停滞性之间寻求平衡，对朝鲜史学的现代化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意义。
